孙中山在上书中首先说明了自己的用意。他说：

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

接着，孙中山就振兴农桑、戒绝鸦片及普及教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认为倘能举而行之，则是中国的一大幸事。

从这封上书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特别注重农业问题，有明显的重农倾向。他的关于振兴农桑的设想在后来一篇题为《农功》的文章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看来，“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毕业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虽然他的医术精明，求治者颇众，“尤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但是，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他认为“改良祖国”还是要从政治入手，“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但是，怎样“医国”呢？孙中山一时也觉茫然。恰在此时，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设讲堂，与诸学生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孙中山知道康有为讲求西法，有志改良国家，因此，很想与康有为结交，但由于康有为看不起孙中山而未果。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

康初讲学于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长兴学舍旋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迩。时总理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

另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