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孙中山还特地去万木草堂找过康有为，可惜“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本身足可说明，此时的孙中山，试图寻找的是一条改良祖国的道路。

在与康有为结交未果后，孙中山决计上书李鸿章。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不是一个突发的偶然的举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李鸿章筹办洋务多年，是当时举世公认的较开明的实权人物，又曾是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1894年初，孙中山抛开广州药店的事务，回到翠亨村老家关起门来起草上李鸿章书。经过十余日，书稿写好，孙中山请陆皓东、陈少白帮助修改后，就准备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他先与陆皓东前往上海，见到了郑观应，托他想出一个能够拜见李鸿章的办法。郑观应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还结识了另外一个改良主义人物、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王韬把孙中山的上书也作了一些修改，然后把孙中山介绍给他的正在李鸿章手下当幕僚的朋友罗丰禄、徐秋畦二人，托他们想办法将孙中山引见给李鸿章，结果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没有接见，书稿呈上去也如石沉大海。孙中山希望落空，上书李鸿章的事情遂告一段落。

关于此次上书的过程，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这样写道：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别号天南遁叟）。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 ）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智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和他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好中日大战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 “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他为实现“改良祖国”的抱负所迈出的一个重要步伐，而《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也最集中地体现了他改良的思想。孙中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