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接着，孙中山在上书中具体阐述了他的主张：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从这四个方面看，此时孙中山所关注的仍局限实业层面，尚未涉及政治层面。其中主要的思想已在四年前上郑藻如书中提出过，只不过这次是更加具体和充实而已。

今天看来，孙中山的改良思想很可能是受了何启、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思想者的影响。

何启（1859－1914），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早年留学英国，1890年当选为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就学香港西医书院时，他是该校名誉秘书，又是孙中山法医学和生理学两门课程的老师，孙中山受他的影响应是很自然的事情。1887年，何启针对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了《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一文，对曾纪泽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曾纪泽认为：19世纪 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忽然醒悟”的表现，中国已不再沉睡。他对政府优先加强军事力量的政策表示赞成，并且说，“当中国把她的房子整理好后可以实行改革，但是只有在她觉得门闩和顶木是可靠的时候，才是讨论这种改革的适当时机。”何启对此严加驳斥，他认为中国当时非但未醒，而且愈益走入迷途。何启指出，中国在她把房子整理好之前就把门用“门闩”关起来是愚蠢的。因此他把曾纪泽的优先顺序颠倒过来。“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军，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改革”。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批评与何启的观点十分相似，孙中山很可能读过何启的这篇文章并从这篇文章中得到了启发。1894年，何启又刊行了《新政论议》两种，进一步发挥了前述观点，并提出七项改革措施：“择百揆以协同实”；“厚官禄以清贿赂”；“废捐纳以重名器”；“宏学校以育真才”；“倡文学以救多士”；“行选举以同好恶”；“开议院以布公平”。可见，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一节所涉及的内容与何启在《新政论议》中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明孙中山受其影响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