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给李鸿章的上书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极可能想借此机会投身到上层的改良派中去。

在上书的最后，孙中山还向李鸿章表明了他对未来的打算：

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 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所谓欲躬行实践，必求泽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李鸿章接见了孙中山，也接受了他的建议，资助他出洋考察农政，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当然，历史不容许假设。事实是，李鸿章拒绝接见孙中山，这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在中国已经不可能走通。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这件事，最终促使他丢掉了改良的幻想，从此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实现了他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

粗看起来，这个转变似乎属于偶然，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其必然。这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致使国运日衰一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孙中山“改良祖国”的心愿十分急迫，对清朝统治者的失望也越来越大。上书李鸿章，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晚清当权者自上而下变革挽救中国的最后一次尝试。一旦受挫，从此他就义无反顾地转向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从天津回上海后，孙中山没有去法国，也不再关心什么蚕桑，而是去了檀香山，在那里，他组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