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帝的游戏

七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时，我已经从事了几年的职业写作。那一天，美国编剧工会举行了大罢工。

现在我承认，我喜欢那次罢工。

那时，我已经为电影公司写过超过半打的电影剧本，有稳定的收入，甚至能够说过着很像样的生活。而且，在罢工的那段日子里，正好赶上我写作的间隙——这是好莱坞对作家失业的委婉说法——所以我并没有因为去参加罢工而被迫放弃了什么工作。

失业好的一面是你不会再被解雇了。

编剧工会的罢工发生在洛杉矶的春季，尽管当年我有着纽约至高无上的观念，但也不得不承认南加州春天的惬意。 我住在一个温暖舒适的小别墅里，后院宽敞明亮，长满了果树。院子里有各种的鸟儿、果子狸、浣熊和臭鼬。我甚至连臭鼬都喜欢。那时我的脑海里正在构思着一部小说的情节，不过，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坐在装有松木墙板的北屋书房，安静地凝视着圣盖博山顶上的皑皑白雪。

编剧工会的会员被要求一个星期两次去到指定的电影制片厂门口，然后来来回回地沿街走三个小时，我被指定的地点是派拉蒙电影公司。每次我都渴望去参加罢工。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走出房门踏入阳光，这迫使我活动筋骨。最棒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和其他作家如此频繁地接触。

我和同行们一起在电影公司的布朗森大门口一趟一趟地游行，一边走一边聊。我们谈论球赛，谈论天气，谈论汽车，谈论水门事件。

然而，我们主要谈论的当然还是写作，不过不是那种深刻的关于真与美的论题，而是琐碎实际到类似螺母和螺丁如何拧在一起的事情，是业内人士的交流：使用手动的转笔刀还是电动转笔刀，普通格式的纸张还是带横格的黄色法定规格纸张，毡头墨水笔还是圆珠笔，用普通涂改液还是去帕萨迪纳的湖泊街和科罗拉多街交口处的那家文具店里以折扣价批量购买无品牌标识的散装涂改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