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法、日、意等组成的“协约国”打败了德、奥等组成的“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北洋军阀派出了专使陆徵祥（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和魏宸祖（驻意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专使迫于国内民众的强大压力，在和会上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废除日本与袁世凯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帝国主义予以拒绝。

1月21日，日本政府无视中国专使关于废除原与德国签订的青岛条约，由中国恢复所有权的正当要求，悍然以退会相要挟，妄图维护已经取代德国在华权益的既成事实。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曾在和会上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协约国”管理，日、英、法强烈反对。基于联合反苏的利益，美国对日本作出妥协，与英、法等国一道，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无理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当权益。当时，主持外交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亲日分子，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当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愤然，纷纷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4月30日，巴黎和会正式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抢占的土地、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归日本继承。5月1日，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称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总统徐世昌的顾问林长民所写《外文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沉痛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邵飘萍白天奔走各社团谋救亡，晚上撰写《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的评论文章。谓：“日本因山东问题，其内阁、其贵族院，其国民团体，皆一致强词夺理，为示威之运动。我国民、我政府、我国之议会团体，对之也有动于衷否乎？欲夺他人生命财产以自肥者，其气概且如此。然则吾人为国家生命自救灭亡起见，安得不一致奋起以与决一生死也哉！”

5月3日，北京各高校学生决定当晚7时在北大聚会。当晚，开会时间还未到，来自北大、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专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等学校的学生超千人聚集北大法科礼堂。作为《京报》社长、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的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悲愤地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和当时的形势。他高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邵飘萍富有战斗性，具有很强号召力的高呼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同时，也带动了大家愤慨的情绪。

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和国民杂志社的社员高君宇、谢绍敏、张国焘及各高校代表夏秀峰等纷纷慷慨陈词。当晚，与会者做出了如下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同时推举代表到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决心。深夜，邵飘萍回到报社撰写活动的新闻《北京学生界之愤慨》以及评论《速息内讧》，报道“五三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