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国站起来后，家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振国烧伤后家里欠下的两万多元的债务，是振国当时的模样，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继续压在我们的心上。为此，他爸爸整天愁眉不展，总是抬不起头来。

想想这五年中最苦的时候，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没办法我就从地里掰回没长成的嫩玉米给孩子吃，一直持续到玉米成熟，最后七分地的玉米只有三分的收成；当时一毛四分钱一斤的盐我们也吃不起，吃饭只能就着腌咸菜的盐水吃；那时，最大的难处，除了解决吃饭问题，还有就是别人的不理解。

在二十几年前的农村，我用松紧带绑儿子的做法遭到左邻右舍的非议，他们认为我对儿子残忍，有的人说我心狠。有时我在街坊邻居面前偶尔诉说一下生活的艰难，他们却说：“你就这命，认了吧。你多活一天也就多给振国一天饭吃，你这辈子落下的债到老也还不上。”

当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也想到过死。但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家我不能舍，既然我的儿子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天天哭也改变不了什么，以后的日子还长，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活法。我觉得，人，哭也是活着，笑也是活着，为什么不笑着过日子，我不仅要笑着生活，还要给孩子做出样子，让他敢于面对现实，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为了养活振国，为了还清欠债，也为了供着振国每天的用药，我决定一个人出去贩卖青菜，并用自行车从泰安驮来腐竹卖。振国他爸为此天天愁得不说话，我不敢让他出去，怕他想不开。

每次临出门，我都和振国说好不要哭，等妈妈回来给你买油条。

一连十个冬天，我都没有穿过一双棉鞋，不是因为没有棉鞋，而是穿上厚厚的棉鞋我蹬车走路就不轻便了。驮着一车又沉又重的菜，即使在大冬天，我也大汗淋漓，常常湿透棉袄。到了集市上，没多久棉袄就会变得冰凉，这种情况不知冻哭过我多少次，但这些我都没让振国他爸知道。每天赶集回来，我都是在路上哭够了才进家门。一进家门，我总是笑着使劲地喊道：“妈回来了！妈给你们买油条来啦！”

这些年来我贩过青菜，干过小工，过度的劳累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我把在医院拍的片子和病历都偷偷地藏起来，每天用一脸的微笑面对孩子和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