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条需要采取的奇特措施涉及一个古老的文化习俗，即决斗。早在前朝时它就遭到禁止，因为每年造成的伤亡之多引起了苏利公爵的忧心（＜185）。一个想建立君主制的国王似乎应为有决斗高兴才是，让那些把决斗当运动的冒失鬼和自大狂互相结果了也罢。但是这类人可能只占决斗的人的一半，另一半是安分守己的正经人为了荣誉而被迫决斗。这些人或死或伤都是国家的损失。以黎塞留的严酷也未能杜绝这个习俗以及它的成因。

这里关系到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君主许诺实现法治和秩序，那么一切打斗都必须禁止，一切争端都必须在法庭解决。但是决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法庭无法处理的事情——侮辱、对自尊的冒犯或对家中女眷或长者的冒犯。地位高的人自尊心也特别强，其荣誉遭受伤害的方式难以计数，忍辱是懦弱和自尊心不强的表现。另外，决斗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因此比两个家族之间世代为敌，互相杀戮的血仇（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两家）更为合理。决斗不仅立即解决问题，而且雪耻不是通过鬼鬼祟祟的伏击，而是在副手们的监督下按规则进行的。

尽管有这些好处，决斗在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够合理，虽然有的情况——比如无法惩罚的残忍或不公正——会使人们渴望一搏以争回公道。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开明的世纪，某种形式的血仇又回来了。这次所涉及的不是家族，而是地方团伙或帮派。学校学生热衷于此，还有罪犯、黑手党，再加上北爱尔兰、黎巴嫩、科西嘉和众所周知的其他地方的居民。

这种冤冤相报的争斗说明了君主试图压制的这股力量的顽强。镇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诉诸佩剑和手枪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史中起着作用。死于它的有年轻的数学天才伽罗瓦，俄国最好的诗人普希金，当时卓越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现代法国，从19世纪20年代的政治理论家阿尔芒·卡雷尔到一个世纪后的政府首脑克列孟梭，众多的政治家和作家都由于它而使生命遭遇危险。在美国西部，它由于经常发生而得以延续，后来倒使电影业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