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在韶山的读书生活中，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他后来同斯诺的谈话中，两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学堂。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对戊戌变法起过先导作用，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至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2000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湘军有名将领彭玉麟188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作者：“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所谓“隐于商”，是做“洋商”和“官商”。郑观应一生不做官，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他的洋务经历和熟悉西方情况，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洋务官僚，有自己对国事的独到见解。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由此可见，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做“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令人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