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学堂和康梁影响

东山学堂是当时的新式小学，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文、史地、音乐等。在入学考试的作文题“言志”中，毛泽东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校长李元甫阅后，大为赞赏，对人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救国材。”（萧三（即萧植蕃，又名子璋）：《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学堂教员中有戴着假辫子的日本留学生。学生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穿料子长衫或时髦的学生装。毛泽东土里土气，一身农家旧裤褂，加以外乡的口音，很受同学们的冷遇。但他毫不在意，完全为新的事物所吸引，眼界大为开阔。除了埋头读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外，还喜欢读外国的历史地理。学校有一个藏书楼，他常去借阅史地方面的书籍。国文教师贺岚岗看到他对历史特有兴趣，特地送他一部《了凡纲鉴》。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虽然心思不在经书上面，古文却写得铿锵有力。这个学校每星期日上午，都要由教员出题目，学生作文一篇之后才能休息。毛泽东写的《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写得好。国文教师在《宋襄公论》文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因此他在全校出了名，为同学们所钦佩。毛泽东在学校也有几个家境相似的友伴，如萧植蕃是其中一个。萧植蕃曾借给他一本《世界英杰传》，书中有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才第一次知道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他还书时很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原来他在整本书上打了许多圈点。他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赢得美国的独立。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萧三：《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在东山学堂，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他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后来他同斯诺这样谈起当年的情形：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晚年还谈到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刘斐：《难忘的教诲》，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集》第248～249页。）。可见《新民丛报》和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是多么深。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还用子任做过笔名。

这位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一张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几十年，各种国家权利均归人手，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1898年12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当时都遭清廷禁止在国内发行的这两种报纸，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启超的西方学术造诣远不及严复，虽然严复译的名著已公开发行，可是当时在启蒙思想方面，梁启超的影响却远超过严复，原因就在严复的译文过于古雅，艰深难懂，读的人不多。而且梁启超发表《新民说》时，更激进的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尚未面世。梁启超性格鲜明，富于进取，著述极丰，方面甚广，虽然思想观点复杂多变，矛盾共处，然而学识渊博，不失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具有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从陈独秀到吴玉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