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是18世纪政治哲学家，他于1748年脱稿的《论法的精神》，是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可说是奠定了现代政治科学的基础。他根据政府实施政策的方式，将政体分为三类：一是共和政体，“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一是君主政体，“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制度”；一是专制政体，“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他认为，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宠，专制政体则基于刑威。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三权分立说，“无论何等政府，其中皆有三权之分立：曰立法之权，曰行政之权，曰刑法之权”。这三种权力必须分别授予不同的人和团体来执掌，独立行使，才能最有效地促进自由和避免弊端。如果“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宪（立法权）政（行政权）刑（司法权）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国群自由云乎哉”。严复在清朝末年译出此书，对于抨击专制帝制、鼓吹民主共和，有明显的作用。

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经典著作的传播，正反映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主要斗争——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当时的革新运动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做了许多启蒙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新学”运动。这种“新学”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意义，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由于严复的译文古奥难读，不如梁启超的文章顺畅流3利，致使当年思想启蒙的影响，前者反远不如后者，这一直是学界的看法：“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胡适《四十自述》）“这两部书（指《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冯友兰《哲学回忆录》）“可惜严复所用的翻译文字太艰深难懂了，并且所选原著，如《穆勒名学》及《法意》之类，又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一读即懂的，所以，他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与学说的思想，可能还没有超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所写的文字给当日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按常理说，严复的书是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书（杂志）是禁止发行的，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学问的造诣，又远非梁启超所能及。而严复翻译文字所以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没有如他自己所预料的，也没有像我们实际看到的那么蓬勃而具有魔力，他的文字的艰深及一部分原著的难读，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王试《严复与严译名著》）这种情形，毛泽东可能稍有不同，他虽然也是将及弱冠之年，但他的古文根底和领悟能力使他能啃得动严复“太务渊雅”的文笔，不过从后来的读书批语和笔记看来，究竟梁文的引用大大多于严文。

这半年的自学收获很大，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可是这种自学生活遭到父亲的反对。为了能继续从家庭取得有限的费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又得到学习的机会，毛泽东最后不得不考入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