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少女时代》一书中，玛丽·麦卡锡出色地利用了她对虚构的理解。这是一种有悖于常人的叙事方式，在每一章的结尾，麦卡锡都会将自己的记忆与事实相对照，看看二者是否有出入，有时事实甚至会毁掉一个好故事。在“一罐黄油”一章中，麦卡锡生动地回忆了喜欢体罚她的叔叔梅尔斯和婶婶玛格丽特收养了她和弟弟，他们责怪她偷走了弟弟的玩具——一只镀锡的蝴蝶。她没有偷这只蝴蝶，大家找遍了家里都没有找到。但是，一天晚餐后，那只蝴蝶在餐桌的布罩下找到了，它就在玛丽的座位附近。叔叔和婶婶认为她说谎而狠狠揍了她一顿，叔叔使用的是一条皮带，婶婶用的是一把梳子，但有关这件事情的谜团却始终没有解开。多年以后，当兄弟姐妹们长大以后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们谈论到了死去的叔叔梅尔斯。“直到那时我的弟弟普雷斯顿才告诉我，”麦卡锡说，“在那个不同寻常的‘蝴蝶’之夜，他曾看见梅尔斯叔叔偷偷地从卧室走进厨房，撩起布罩，他手里拿着蝴蝶。”

这本书每一章的结尾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伴随着出色的讲述，出现的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尾。麦卡锡说：“我突然想起在大学时自己写过的一个剧本。难道说‘叔叔把蝴蝶放在餐桌边我坐的位置上’的想法，是受到了老师的暗示？我几乎能听到她在激动地对我说：‘一定是你叔叔做的。’”麦卡锡给他的弟弟们打电话，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就这件事情给她回话，包括普雷斯顿，他（那时他仅仅7岁）不记得曾见过叔叔拿着蝴蝶，也忘记了自己在谈及那次家庭晚餐时所说的话。“我担心，最有可能的是，”麦卡锡总结道，“我混淆了这两种记忆”——丢失蝴蝶这件事情和后来老师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做的解释。6它可能是一种心理感觉：梅尔斯往布罩下放蝴蝶的举动，与麦卡锡总体上对他所持的厌恶感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了：自己对所受到的不公平惩罚的愤怒感受是合理的。

然而，大多数人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或者描述自己以往的经历时，并没有像玛丽·麦卡锡那样去做。他们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就像对自己的治疗师所讲述的：“医生，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愿听到对方这样说，“哦，你确信事情是这样的吗？你确定你母亲讨厌你吗？你确定你的父亲是一个粗鲁的人吗？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应当检查一下自己那些可怕记忆。你或许忘记了自己所做过的可能令自己感到恼火的事，相反，我们对自己所讲的故事信心十足，不想看到听众持有异议或者相反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希望对自己的记忆进行详细检查以确保其准确无误。你关于父亲如何待你的那些深刻的记忆，体现的不过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忘掉了什么呢？你记得自己因为不听话而挨过他的揍，并且曾经因为他粗暴的管教方式而感到恼火。但是，你是否可能属于那种淘气、任性的孩子呢？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置身事外：我父亲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仅仅因为他是父亲，而不是因为我属于哪类孩子。这就是记忆的自我辩护，这便是当我们为某段记忆错误感到震惊和迷茫的原因，此时我们会有天崩地裂之感，它会促使我们反思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

任何一位家长在参加“你不能赢”的游戏时都是不情愿的。你要求女儿去参加钢琴课，但后来她却会抱怨你毁掉了她对钢琴的热爱。你让女儿放弃课程，因为她不喜欢枯燥的训练，但后来她会抱怨你没有坚持让她进行训练，以至于她现在根本不会弹奏钢琴。你要求儿子下午到希伯来语学校学习，他会抱怨你试图妨碍他成为另一位汉克·格林伯格。但你如果不让他去，他会抱怨你没有提供机会让他的特长得以发挥。在回忆录《与父亲一起跳舞》中，贝特西·彼德森发自内心地抱怨自己的父母，她责怪他们只让她参加了游泳课、蹦床课、骑马课和乒乓球课，却没有让她参加芭蕾舞课。“那是我唯一想做的，但他们却没有给我机会”，她写道。责怪父母是常见的为自己开脱的方式，因为这会让人们容忍有些遗憾和不完美的生活。错误都是由他们造成的，而自己对上课极度厌烦、强烈抗拒上课以便有更多玩耍的时间，这都无关紧要。因此，记忆会减少自己的责任，同时放大他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