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华民族要对人类发展承担责任，就应该努力加强对于世情的研究。强调注意“世情”，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世界眼光。

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梅格纳德·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一书中说：斯密和黑格尔的学说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的两个基石，但斯密和黑格尔恰好也是马克思最主要的两个批判对象。

马克思批判西方思想的这两个“基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把欧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当作了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和普适的价值，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常片面的视角。

黑格尔的历史叙述如斯密的一样，讲的只是西欧内部的辩证法或辩证发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欧可以脱离当时的世界而独自“辩证地发展”。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很无知（尽管斯密赞扬过中国的市场，但黑格尔却几乎一直把中国人等同于鞑靼人），而且他们更完全忽视了伊斯兰文明的动态发展进程。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对世界史叙述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均在于，没有包括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之间8 个世纪的历史内容，人类历史在他们那里一下子就少了800 多年，而这样的欧洲史、世界史难道不是断裂的吗？

显然，在那个时期，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对欧洲冲击最大的文明就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因此，德赛说：“欧洲现代性的故事是按纯粹的欧洲标准，以排外和无知的方式编写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根本不存在。”

马克思超越斯密和黑格尔的地方正在于他的世界视野，他对中国、印度、俄国和美国等国都做了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多种文明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指出：欧洲的“团结”是欧亚大陆长期冲击和欧洲对外殖民战争的结果，欧洲的资本主义离开了美洲、非洲的资源和中国的市场就不发展，欧洲的金融制度起初不过是其对外扩张掠夺的工具，它迅速地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欧洲金融家的手里，并把无穷的战争债务转嫁到欧洲大众的头上，这就造成了那里的劳动者不得不起来革命。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指出：欧洲文艺复兴的语言是“借来的”，正如卢梭指出的那样，文艺复兴的语言是欧洲从“可恶的伊斯兰人”那里借来的东西。

我们学习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就必须学习他的这种世界视野。

从16 世纪开始，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在发展道路上确实渐次出现了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那种“大分流”的发展趋势。遗憾的是，彭慕兰的著作没有涉及伊斯兰文明，而这个问题恰恰最需要我们今天认真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