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想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基本规律里的剩余价值做过多的讨论，我想强调的是第二种剩余价值，是就价值的载体而言，是与“已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

这类剩余价值，是属于物品本身的，关于概念，介绍起来很拗口，举个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在没有棉签的日子，牙签一头用于剔牙后，另一头打磨一下，用来做耳挖。耳挖不属于物品的原来属性（牙签），它就是剩余价值。

第一类剩余价值与第二类剩余价值的区别是什么？第一类是从群体行为的角度、剥削的角度来定义的，而第二类则是从物品使用价值的可能、物品存在之意义的角度来分析的。

与第二种剩余价值本质相同的另一个词，则是创新。

说到创新，这里不得不说一个人，历史的戏谑与幽默总是超出人类的想象。

虽然在世界上遇到另一个自己的机会小得几乎不可能，但同样的时代相似的对手，却比比皆是，什么“既生瑜何生亮”、“既生邦何生羽”都是这类历史事件的代表，比较悲情，毕竟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是百年一遇，不可多得。

经济学上的因相似而悲情的事件有没有？有，并且有的是。老一点的，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新一点的，例如1908年出生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1912年出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两对经济学家中，谁是悲情主义者？新一点的是加尔布雷斯，老一点的是熊彼特。

其中，人们普遍认为，加尔布雷斯是个出色的作家，但只是个普通的经济学家，而熊彼特的受敬仰程度超过知名度。

但事实上，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一样，理论观点都绝对强悍，却没有得到世人对其学术的普遍认可。至于其中原因，也让世人很无语，有学者指出：两人的经济理论都因为过于注重自我研究，没有时间参加大学学术讨论和会议政治，导致无法影响世界。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尽管你手头抓着一把黄金，而你只是一个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步行走的路人甲。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为何在评价凯恩斯的文章里流露出或多或少的苦涩。在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出版后，熊彼特把“一个能给予其他人信心和鼓舞的天然领袖”评价给了凯恩斯，而把“我异常缺乏领袖的特质——只需要一小部分我的思想，一种新的经济学可能就已经创立了”这样的评价留给了自己。

在当今的世界，认识凯恩斯的人的确比知道熊彼特的人多，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