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经济管理工作对经济政策的艺术性与实践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他们二人在各自的经济体制内都对自己工作的微观方面很精通：格林斯潘是美国重工业行业的顾问，而朱镕基则是拥有许多专业知识的中央规划者。他们两人都没有作为宏观经济从业者的丰富经验，但这正是总理和美联储主席的工作职责所要求的。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来就使经济专业人士感到头疼。微观经济学更像是一门可以用精巧的数学模型描绘的科学；而宏观经济更像一门艺术，用数学表现，却时常陷入危险的回归假设当中。后者的关键点在于，对于一个公司有意义的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公司？或者说对于一个顾客言之有理的情况是否可以推广到国民范围都适用的层面上？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对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来说都不容易。中国的中央规划机构对产业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支持，而且对于产业之间的交易与发货有着良好的信息渠道，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综合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也不便于得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数值，而这两者正好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数据的来源，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规划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中央的预算管理机构：每一个部门（教育、国防、交通、住房建设等）都各自为政，而且中央政府税收（主要是消费税和关税）和省级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是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税）的征税功能也被分割开来。同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在1998年朱镕基准备出任总理的时候才刚刚成立。

换句话说，在朱镕基接管中国经济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管理的支柱几乎不曾建立。加上经济体系监管的不完善，可以说在当时，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经济真正的运转情况，更不用说政策的调整对各重要部门的影响了。当中国的混合型经济形成，富有生机的私营企业与更庞大的国有企业一同快速发展起来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混合经济将如何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一直在盲目地快速前行。

幸运的是，中国当局的直觉拯救了中国。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就是一个重要而恰当的例子。那同时也是朱镕基成为宏观决策者之后面对的首次挑战。朱镕基立刻意识到中国这种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突然下降时是多么不堪一击，这种情况正是由1998年年底的危机引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即将面临掉入货币死亡旋涡的风险，正如其他接连发生货币贬值的亚洲经济体。基于这些发现，一项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弥补摇摇欲坠的外部需求的刺激型经济政策和一套通过钉住美元来保值人民币的策略出台。这些相当于是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临时发挥的逆经济周期政策，但政策确实起了作用，并且给中国当局上了重要的一课，对于应对未来的危机也极其重要。

而格林斯潘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中遭遇了其他一系列不同问题。他承认在他从业生涯的早期“很难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但他“正在越来越了解各个部分的情况和它们是如何相联系的”。然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很快便不得不离开他的熟悉领域。

与朱镕基不同，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可以调用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博士，先进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以及与全面、完善的美国经济数据库相连接的分析工具。但是，美联储的分析框架比较信奉那些长久存在的固有模式，最终导致了严重问题。研究人员着重关注当前的分析，也就是在每次政策会议前的几个月中经济的情况，以及这对于评估当下经济走势有何影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也固守着由格林斯潘的导师伯恩斯始创的经济周期分析法，其本质就是基于过去的商业循环预测未来的情况。由于这种方法采用了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做法，它导致富有活力并且快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在结构和表现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