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格林斯潘对美联储使用的工具却感到很适应。长久以来，他作为伯恩斯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经济周期分析法。同时，美联储职员们固守短期内数据走向的这一倾向也与他担任经济顾问时的做法相一致。格林斯潘对过往的经济史和财政史都有很专业的检视能力，然而在他身为政策决策者的早期，却将这方面的关注点过多地放在了伯恩斯循环模式理论中的美国商业周期上。

由于格林斯潘习惯于从过去的经济周期模式这一角度来审视宏观经济，他忽视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鲜而又重要的挑战。全球化并不能很好地符合他的理念架构，这使得他未能认清美国经济与别国，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比方说，当他被要求解释低通货膨胀率时，他忽略了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的因素，而是认为“大稳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如此低，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功劳。

这并不是说格林斯潘缺少求知欲。相反，正如他坚持不懈地探索兰德理论的深层内涵一样，他一直研究美国经济的新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科技的影响、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和美联储政策的联系。然而，这些发展和变化依旧没有对货币政策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每当这时，他总会引用客观主义者的理论：自由放任的市场在辨别这些发展对经济增长、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等方面比一群央行行长的圆桌会议要高明得多。

最后要提到的是，格林斯潘身为一位经济管理者，更加依赖于思想理念而不是事实。朱镕基则恰恰相反。沿袭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的分析法成为朱镕基理念框架的根本所在。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中美下一代政策决策者那里也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