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电视，情形有了难以料想的变化，明星的概念也大大泛化。一方面从明星生产的角度看，周期更短，速度更快，一部电视连续剧，可以使演员每天晚上出镜，抵得上十来部电影。另一方面，即更关键的是有了电视和网络，明星不一定需要借助角色成名，明星可以扮演自身，就像电视主持人。明星主持人就是扮演自身，成为电视文化中最不可缺席的关键。再例如，一个体育健将能否成为明星，也不完全是因为夺冠（当然出色的成绩是基本保证），还取决于他或她在镜头前的表演能力，当然这也是扮演自身，姚明扮演姚明，刘翔扮演刘翔。亦即当明星不一定需要借助于外在的角色，可以直接登场，以明星自身的名义登场。由此，电视不仅生产了演艺明星，还生产体育明星、演讲明星，还有大众的明星。到了大众明星秀这一步，明星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他（她）们早已摘下神秘的面纱，成为邻家男孩和女孩。当看电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明星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既然明星不一定要扮演某一个角色，也就不必虚构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又是脚本又是改编，再套着七曲八弯的情节。这一切统统从简，不需要编剧，也不需要导演（有时，受众分摊了这些功能），故事片意义上的“音乐”和“服化道”也免了。当这一切步骤都省却时，明星的门槛大大降低，明星的大门洞然敞开。

笔者多年前曾在文章中提及，明星是社会流行趣味的代表，这种流行趣味不是由哪一位才能卓著的人物独自创造出来的，不是由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或球星马拉多纳、迈克尔·乔丹等仅仅依靠自身的才华造成的，而是由商业文明和大众传媒合谋并通过明星自觉和不自觉的配合，共同创造的。以传统的眼光看，明星们所代表的文化是一种怪胎，没有根基、没有来历、不成系统、不成气候，一切都是组装的、拼凑的、即兴的，以随心所欲代替了精心构思，现买现卖代替了积年陈货。殊不知，这就是当代电子文化的特征。当代电子文化是以多胜少的文化（例如不断地翻拍文学名著，甚至以电视连续剧翻拍电影），当代文化的辉煌是工业文明的辉煌，是物质生产技术文明的辉煌，而这些辉煌的替身或者说集合点就是明星。

明星是流行趣味的代表，大众仰望明星，大众在此岸，而明星在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应该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跨越这一距离，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还要机缘凑巧。但是陡然间，随着电子媒介技术进一步发展和电视娱乐节目的大量繁殖，大众能直接参与明星生产，自己当明星，他们参加各类选秀节目，哪怕是只当十五分钟的明星。明星秀成为一种社会风潮，不但青少年跃跃欲试，连成年人和儿童也加入到这一浪潮中，势头汹涌。一旦明星不需要以扮演什么角色为条件，那就星途坦荡，真正所谓星光大道，而且是条条大道通明星。特别是有了网络视频，人们不一定要上电视节目才能当明星，也用不着任何资格审查才能踏上明星之路，只需将自己制作的视频制品拿到网络上传播，就有成功的可能，这大大增加了当明星的概率。成为明星而不必扮演故事片中的角色，似乎也印证了那个符号化的后现代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后现代主义阶段，符号内在的有机逻辑被打破，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相分离，语言的意义被从中剥离并“搁置在一旁”，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一个能指并不指向对应的所指（可以理解为表演者不扮演特定的外在的角色），能指只表达能指自身，并形成自足的能指链。①

也难怪，当年麦克卢汉在对比电影和电视时会说：“看电影时，你坐在那儿看屏幕，你就是摄影机的镜头。看电视时，你则是电视屏幕。??看电影的时候，你向外进入世界，看电视的时候，你向内进入自己。”② 正是电视和网络的出现，使影像电子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并和日常生活场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深深地镶嵌在我们的情感和记忆中。就像今天的孩子在若干年后会发现，自己的童年生活早已被细心的父母记录在各类摄像和视频中，自己早就充当了家庭生活的小明星，潇洒地生活在大人们的摄像镜头和屏幕里。而所谓童年记忆不完全是在脑海深处，也存放在电脑和各类数据盘中。半个多世纪以前，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将人类的文明划分为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两大类别，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展依据媒介的材质，有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如口头传播具有时间偏向，书面传播具有空间偏向。当然同样是书面传播，石刻和泥板文字因其坚固，有时间偏向，而莎草纸因其轻巧、便于运输则有空间偏向。但是，就伊尼斯本人而言，是推崇口头传统的（当然他强调的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他认为口头传统可以平衡这两种偏向，而书面传统则是一种歧途，割裂了文化的完整性。伊尼斯有关文明偏向的论述，既是天才的，同时也是矛盾百出的，不过，这些矛盾会引导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这里可以对比波茨曼的观点，颇为有趣。与伊尼斯褒扬口头传统、批评书面传统相反，身处电子时代的波茨曼褒扬的是印刷文化和书面文化，抨击电视文化，他不仅批评电视导致无所不在的娱乐化倾向，还指出了电视文化会把人们引向“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其批判精神对沉湎于当下电子文化的一代人有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