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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大学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现在盛行的答案是什么？基本上，这问题有三个答案。最常见的答案是经济上的，尽管这实际上是两个彼此相关的答案：首先，为更多人提供大学教育对于国家的经济健康有益；其次，对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来说，上大学对其经济竞争力有益。

政客们喜欢强调第一点，这方面，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Richard Riley）在评论为了应对越发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必须教育工人时说：“当前，我们在培养学生，让他们准备好从事现在还没出现、还没发明出来的技术的工作，从而解决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是否是问题的问题。”奥巴马更简洁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天在教育上超过我们的国家，在将来会在竞争中超过我们。”

对于第二点——个人的竞争力方面来说，很明显，大学学历很久以前就取代了高中学历，成为进入熟练劳工市场的最低资格证明；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其一生中，挣的钱比没有的人多。一家权威院校宣称：平均起来，在其一生中，拥有文学士（BA）学历的人大约比没有该学历的人多挣60%。有些人估计，一张文学士学历，会让人一生多挣大约100万美元。更保守的分析人士考虑到获得该学历的成本，得出了更适中的数字。但是，上大学的一个理由是增强一个人挣钱的能力，这一点很少有争议。

仅就这些经济原因来说，令人担心的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以“至少接受过某种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美国一直在掉队。对于已经掉队了多少，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普遍认为，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处于危险中，不能再对此不以为意了。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前景：美国下一代的成年人将比他们的长辈受教育更少。

在这种灰暗的概貌中，有一些特别让人不安的细节。首先，大学文凭的获得率，没有增长，甚至下降（跟其他国家相比），对于在美国人口中比例越来越大的少数族裔来说，尤其不成比例。而经济状况跟教育机会之间的关系之大令人震惊，根据某权威院校的数据，在今天的美国，大致情况如此：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超过九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你在24岁时获得BA的机会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在六万到九万美元之间，你的机会大约是四分之一；如果你的父母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你的机会是十七分之一。

此外，在那些上了大学的人中间，来自富裕家庭的高分学生，相比成绩相当但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四倍。因为名牌大学（名气几乎完全跟选择度呈正相关）充当着进入商业、法律和政府院校领导职位的渠道，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最好的”大学更多地是在助长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而不是阻止它。但是，人们仍然把大学视为美国生活中社会流动性的发动机，如果它们成为了一个复制继承财富的系统，甚至比它们现在已有的情况还糟糕，这会是可耻的。

毫不稀奇的是，跟任何关于经济事务的讨论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会发现主流观点的异议者。某些保守者会说，以增强性补贴的形式把更多公共投资注入到高等教育中是一个坏主意。他们说，轻松获得政府的资助是学费飞涨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对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认为这是一种柔情的幻想，相反，他们赞成一种遴选系统，比如人们在欧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国家里，根据小孩人生早期的考试成绩来指导他们，让他们朝着看起来更适合他们的学校教育类型奋斗：低分者去接受职业培训，他们将成为半熟练的劳动者和事业单位人员；高分者去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将成为外交人员和医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