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一些激进者，他们质疑，对于“基本上耗不起金钱和时间的低收入学生”来说，考虑到他们的低毕业率和高额债务，上大学的志向是否真的有意义。这些怀疑论者还指出，将来十年里可能创造的新工作中，大部分很可能不需要大学学历。从这一点来说，“教育的福音”看起来是一条残忍的歧路，本来，“真正能给家庭和孩子提供保障的是：薪水不错的好工作，强大的工会，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交通”。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持上面两种立场中的任一种，或者立场介于二者之间，但仍然相信实现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想一下这跟另一种公共讨论——医疗保健的氛围的相似之处。人们有时会听说，根除烟草业会节省无数亿的资金，因为治疗身患肺癌、肺气肿、心脏病或糖尿病——还有很多其他抽烟引起或恶化的疾病——的病人花费惊人。但是，事实证明，通过控制抽烟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最近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成功），最后可能让我们开销更多，因为不抽烟的人更长寿，最终需要高昂的治疗费来应付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和不可避免的体弱。但是，戒烟并健康长寿这件事，谁会认为不是一桩好事呢？换句话说，以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来衡量其利益，并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或者说，至少说得不够全面。终结抽烟行为的最好理由是，不抽烟的人有更多机会过上更好的日子。重视大学——哪些人上大学，上大学后他们有哪些变化——的最好理由，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对社会有何益处，而是以可估算和不可估算两种方式来说，它对个人有何益处。

大学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上的，尽管人们很少从政客那里听到它。这是代表民主的观点18世纪末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托马斯·杰弗逊说：“我们的政府，其基础是民意。”因此，如果新共和国要繁荣昌盛并且基业长青，它首先需要的就是有教养的公民——杰弗逊的这条信念，约翰·亚当斯也有，尽管亚当斯几乎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跟杰弗逊意见相左，但在这一点上，他赞成杰弗逊，说：“全体人民必须主动承担起教育全体人民的责任，也必须愿意承担其费用。”

在今天尤其如此。每天，我们所有人都遭受着呼吁和游说的狂轰滥炸，其中很多都是歪曲和欺骗——各种广告、政治诉求、权威意见，旨在攫取我们的忠诚度、金钱，或者更严格地说，我们的选票。有些人说，医疗保健改革将使国家破产，而其他人说，这是期待已久的正义行为；有些人相信，堕胎是撒旦的行径，而其他人认为，否决一个女人终止意外怀孕的权利是一种虐待；有些人想让我们确信，特许学校是解救前途暗淡的学校系统的一种方法，而其他人同样确信，他们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有些人把核能视为我们摆脱化石燃料的最佳机会，而其他人，尤其是随着日本发生海啸后，将其描述为迟早要发生的绝世天劫。任何此类有着互相冲突主张的清单都可以无限地扩充下去，对于这些互相冲突的主张，公民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予以调和。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最好的机会就是有明辨是非的公民，能够区分煽动言论和负责任的观点。

大约100年前，牛津的一名道德哲学教授约翰·亚历山大·史密斯（John Alexander Smith）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绅士们，”他对新入学的班级说（那个年代，学生都是男人），“你们学习的课程中，没什么东西对你们今后的生活有丁点儿可能的用处，只有这一点例外：如果你勤奋而又用脑地学习，你会有能力发现，一个人什么时候是在胡说（rot）；在我看来，这一点如果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也是主要目的。” 35对于rot这个单音节英式英语词，美国人喜欢用它的双音节同义词bullshit——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在大学所能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性能颇佳的胡说（bullshit）计量器。36这是一门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