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二月，爱德华多·法拉奇在一次因为告密而引发的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当他正准备去地下秘密储藏室取材料的时候，他们挡住了他的去路。晚上，看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回来，托斯卡一边哭一边准备晚饭。为了安慰自己，她嘴里还一直重复着：“他应该是有事情要做。”第二天早晨，围捕的消息已经满城皆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看到了日报上的标题：恐怖主义头目已被逮捕。”奥莉娅娜之后谈道。托斯卡去法西斯军队审问犯人的地方打听消息。那里的头目马里奥·卡利塔接待了她，并告诉她回去准备好丧服，因为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枪毙她的丈夫。后来的日子里，奥莉娅娜也多次谈及托斯卡的反应。她把这作为母亲最富勇气的例子。“我经常问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才会做出她那样的反应。答案总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妈妈是一种怎样的反应。那一瞬间，她一动也不动，仿佛被雷击中一般。然后，她慢慢地抬起自己的右胳膊，用食指指着马里奥·卡利塔，她对他以‘你’相称，仿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仆人。她声音很平静，吐字清晰：‘马里奥·卡利塔，明天早晨六点我将会按照你告诉我的去做。我会穿着黑色的衣服。但是，如果你也是从一个女人肚子中生出来的话，那么告诉你的母亲，要像我这样做。因为你的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托斯卡那时候已经怀孕了。她回到家中，突然感到不适，接着就失去了肚中的孩子。

事实上，爱德华多·法拉奇并没有被枪毙。他们长期拷打审问他，期待能够让他说出同伙的名字，但他选择沉默。他之后也再没有提起过这段日子。相反地，监狱中的一些同伴，在之后审判马里奥·卡利塔的时候，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遭遇。“我半裸着身子，他们将我放在一条长凳上，仰卧躺着，然后把我的脚和前臂绑在栅栏上，并蒙住我的眼睛，”在一份证词中，奥莉娅娜读道，“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留下了被绑住的我。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东西在碰我的腹部。然后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在燃烧，好像他们在我身上放了一把火一样。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大喊起来，感觉要疯了，并晕了过去。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然后就决定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并不满意，还是继续让我经受这种折磨。终于，他们停止了对我的折磨，我看到他们之前在我的肚子上放置了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种动物，一种类似于蟑螂的动物。箱子紧紧地和皮肤连在一块，箱内的动物，为了找到出去的路，只能去咬眼前的肉。”

在经过审讯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被转移到了木拉特监狱。五月份的时候，他被释放出来。在奥莉娅娜看来，这多亏了她母亲的努力。多日以来，托斯卡都在寻找证据，为自己的丈夫辩护。她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她发现了更加有效的东西：一份以前的反法西斯起诉状，起诉对象正是其中的一位审判官。她利用这份起诉状，威胁了审判官，他也就不得不帮助一下狱中的这名犯人。托斯卡带着孩子们去监狱看望丈夫。“我们来到了监狱，带着装满食物的包裹。但是守卫马上就将我们的食物拿走，并将我们和其他人赶到了一个肮脏的房间中——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一张长桌子，桌子后面站着大概十二个人。在他们中，有一个人的面部已经严重地肿胀，并且布满伤痕，嘴唇发紫，一只眼睛已经无法睁开。没有人在他前面坐着，因此我们就坐在了那里，在一片死寂中等待着父亲的到来。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传来：‘我的宝贝们，你们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那是我父亲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那个因为面部变形，没有被我们认出的男人。然后我的父亲说道：‘不要担心，看着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什么也没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最多也就是把我送到德国的集中营罢了。’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问我的母亲：‘妈妈，为什么？’她骄傲地回答道：‘因为你们的父亲参与了政治，他之所以斗争，是为了让世界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