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人们也常常会说，这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从陈凯歌的《黄土地》，到张艺谋的《红高粱》，你看都是跟这庄稼有关系，都是人和土地的关系。这一部《白鹿原》，又是以农村的这样一块平原来命名的。您觉得您跟他们在描写人和土地的这层关系上，有什么不一样？跟二十年前的电影有什么不一样？

王全安：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持有的视点，跟之前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看小说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它用了一个真正自己最熟悉的视点，就是农民和土地的视角，农民怎么看庄稼，农民怎么种，怎么收，农民怎么看在这个土地上来来往往的兴衰。以前的那种电影，包括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里面，好像更多的还是有宏大叙事这样的一种支撑，能不能放弃这个，走到真正我们了解的这个农民的生活里边去。不要有太多的指教，让这些事情就自然地发生，然后让农民自然地去反应。

杨澜：就不要先去预设某一个概念，然后去套住吗？

王全安：对，较以往来说，你对我们的行为有一个更大的包容。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见面，咱们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谈这个小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说的核心，就是咱们近代最大的一次变故以后，皇帝没有了以后，中国人的心理崩塌，结构没有重建，所以就一直找不到方向。那么这次一变，它就建了一个等于是西方体制的国家以后，随之相匹配的这种心理结构没有重建，然后就找不着方向了，有点迷失了。

杨澜：其实一直是在寻找？

王全安：整个从白鹿原开始，里边儿的变化，基本上就有逻辑了。不管往哪边走，其实都是在寻找一个出路和一个方向。那么今天你要再看《白鹿原》小说，我就觉得好像更能包容这里面所有白鹿原上人的那种困境，那种努力。就是不管你往哪个方向去，都是一番挣扎。1988 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正式提笔写作《白鹿原》。一天深夜，陈忠实似乎听到上屋西房传出的呻唤声，沉重却也舒缓。望着夜色下破败的老屋，他顿然意识到，这声音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记忆的心底。而这呻唤声，也扯开了自己和小说人物中间那层朦胧的面纱。白鹿原上男人们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杨澜：我一直记得陈老师说，说有一天您在老家的屋子里写作的时候，突然很无来由地听见了自己曾祖父的兄弟的某种呻吟声，其实老先生早就不在了是吧？

陈忠实：对对。

杨澜：然后一下子你觉得找到了这个书的一种灵魂和一种感觉，这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陈忠实：那是一种印象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