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了《人权论集》一书。

罗隆基在书中说，1929年，胡适写《知难，行亦不易》、《人权约法》等文章，批评党义，触犯党讳，被党员认为侮辱总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其实，“孙中山先生是拥护言论自由的。……党义上确有证据”。他举例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真解决》一文中列“禁止言论自由”为晚清罪状，可见他主张言论自由。另，国民党1924年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六项说：“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

接下来，罗隆基挥洒开其言论—

……言论自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无事不可言，无事不可论。天下事没有绝对的自由，就成为绝对的不自由。

……真正好的主张及学说，不怕对方的攻击，不怕批评和讨论，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适见庸人自扰。对方的攻击，果能中的，取缔他人的言论自由，是见敌而怯，适足以示弱，适足以速亡。本身真有好的主张和学说，对方攻不倒。对方真有好的主张和学说，我亦压迫不住。自由批评，自由讨论，绝对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危险，实际上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

人类史上，压迫言论自由的经验举不胜举，有哪次，在压迫者的方面，没有弄到极凄惨的结果？

罗隆基在该书中还借一个美国记者的演说表明自己的立场—

本晚我是被请来讲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危险。人世最大的危险，就是从“压迫”上发生出来。……记到，人民不属于政府，政府属于人民；记到，没有充分的且极自由的讨论，在代议的民治国家，没有一件可以得到合理性的解决的。最后，记到，政治及经济的安定，社会制度的稳固，不靠法官及狱吏的本事，实赖人民的自治能力。后者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及灵魂。

1930年5月，《人权论集》被密令查禁。新月书店接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函。该函说—

径启者：本部顷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内开“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諆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该部遵照严密执行具复为要”，等因，奉此。查该刊累载反动文字，早经本部查禁有案，兹奉前因，相应备函转达，即希贵局勿为代售，致干禁令，为要。此致 新月书店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民国一九年]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