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

“哦，不得了，你凶……”“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

“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

“写得怎样？”

“可以呀，还可以。”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七大道57街“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北端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现在想想不可信：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头几回，他如孩子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啊呀木心，这句好！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笑，竭力正色道：呶—呶—呶，看出来了呀……或是一怔，喃喃地说：噫，你怎会晓得？你怎么也懂？！

这样的几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看这里呀，看见吗？于是自己念起来。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不能记得。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场的咳嗽，没本事写吧。散场了，他还记得，喃喃地说：“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巴哈的咳嗽曲》。新春，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不香，你怎么写？！他作状嗅花，忽而神色飞扬：“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唷！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嘈杂说话，他看我兀自向壁默默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说着，香烟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挫身停住，目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我记得。“……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呶！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脸颊猛颤颤，学那狗模样，“这就是生命意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