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笔的文采不论，原文要表达的生死存亡意蕴，却都得以展现，怎么能说中国人对存在意识比较模糊呢﹖

一本《哈姆雷特》，有这么多精心移译的中文本，实在令人感佩不已。这里列的八种都是全译本，有许多还附加详细的译注，对莎士比亚行文涉及的语境做了探讨。由译注还可看出，西方学者对“to be or not to be”的认识也有不同，对哈姆雷特在生死之际的困扰与内心挣扎，究竟在哲学思辨上引发什么议题，也众说纷纭。所以，简单粗暴地划分“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不但不能说明不同文化对“存在意识”的思索层次深浅，连一句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也说不清楚。

不过，从这八种中译遣词用字的不同，倒是可以发现译者考虑的语境，有“读”与“听”的不同，有读者与观众接受的不同，有“案头之书”与“筵上之曲”的不同。朱生豪、梁实秋、林同济、孙大雨的译法，是文学剧本的表达方式﹔卞之琳、方平、杨烈、彭镜禧，则是舞台口语的呈现。这里有文章与口语的差别，难说孰优孰劣，只反映了两个明显现象：一，“存在”二字不是口头用语；二，梁实秋译笔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