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在那本书里，我详细地勾勒了这一发展：学科的历史，对通行概念的批评性审视。我试图表明，从那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出发，也可以发展出文化分析的新角度。

彻费恩：即便是在改名之后，这个专业的出身来历对于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的专业认同感也会有直接的影响。在对学科史的学术讨论中，人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1933年以后的这段时间，即意识形态史上的不光彩一段，得到了尤其多的关注。而另外的一些传统，如强调地方性，却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似乎纳粹的传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挑衅。

鲍辛格：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待意识形态对民俗学的搅入，这对这个整个专业以及我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提纲挈领式学科史讨论的内容，首先出现在课堂上。沃尔夫冈·爱默里希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继续了这份工作（Emmerich，1971）。奇怪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其他专业的话，在民俗学中出现这种讨论还算是早的。

柯尼希：一个专业对纳粹时代和自己学科史的清算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在许多其他学科领域，该学科在纳粹时期的所为以及此前的历史，并不与纳粹期间的学科发展发生直接关联。但是民俗学就不一样，需要做出一定的解释。

鲍辛格：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专业受到的污染要严重得多。在历史学当中，我看到的是非常强的实证主义的做法，在运用资料的时候，意识形态的瞬间就可以很容易地被淡化。在民俗学当中，也有些简单的列举叙述。但是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在“民俗传统”、“人民”、“民族”这样的标签之下。几乎没有哪些研究对象是可以对意识形态的内容忽略不计的。对大学生们来说，只要他们来到研究所，这样的东西就无处不在。在楼梯间，有一个哥特式墓碑的仿制品，上面有万十字的象征符号。这块墓碑直到施耐德走了之后才被处理掉。那些放在中间层的房屋架构的展览、房屋和居住区的模型，有些是从房屋的防卫能力这个角度选择出来的。门框上的雕刻和绘画都是一些植物的主题——好长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是出于哪些角度才有这些样本呢。后来，一个从前的助教告诉我说，那是受了生命树的启发。在通向最底层的楼梯间里，到今天还可以看到日耳曼的象征符号。

柯尼希：直到今天，从研究所的设备、家具和收藏中，还可以看出图宾根大学民俗学专业成立于纳粹时代的迹象。萨比娜·贝森菲尔德（Sabine Besenfelder）在她的博士论文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清理。近些年来，关于民俗学在政治上被利用的讨论通过一些被物质化的象征内容一再被掀起。民俗学研究所这个地点实际上有双重的责任：管理纳粹时代的遗留，同时也要清算这段历史。这样复杂的遗产是怎样经历了刚刚结束战争的年代？为什么人们很少抨击纳粹的象征政策？

鲍辛格：我不清楚四十年代末期人们的看法如何。我的印象是，对施耐德来说，也许对其他工作人员也是如此，保留这些物品就如同一种固执的抵抗一样。他们大体上的思路是，我们就是不要拿走这些民族的象征。五十年代以后，才有些改变。真正把这些思考和讨论提到议事日程上是在六十年代。当时反复讨论的是，我们是否需要彻底清理。很可能经济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些象征性的物品以及所有的布置都严格地符合建筑学上的结构安排，所以要拿掉它们的话，需要在建筑结构上做很大的改变。但是最根本的想法是，这些都是这个研究所历史中能看见的部分，不可以让它们就此消失，而应该让它们成为可以进行严肃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