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费恩：在图宾根，民俗学与自己在纳粹期间的历史清算开始于1964/1965年冬季学期的一个全校性的讲座。这是一个意图明确的方向标，还是对鲍辛格已经开辟的民俗学新道路顺理成章的继续？您的这条新路在先前的著作中已经显出轮廓，您的教授论文使之得以强化，那么下一步便是对纳粹历史的清算吗？

鲍辛格：1964年，这差不多是纳粹时代结束后的二十年，大学开设了这个系列讲座。很多人以为我们民俗学专业与纳粹思想的清算开始得也很晚。这不完全正确。在这个讲座基础上形成的文章，是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某些基本路线进行梳理的第一篇理论文章（Bausinger，1965）。但是这并不是最初的工作。我前面提到了研究所中保留的纳粹意识形态的象征物品。其实，每个研究领域都一直在面对纳粹时期的研究结论。研究童话的人或早或晚会发现，很多对童话的大胆解释开始于二十年代，将童话和古老的日耳曼民族文化放在一起，解释成鲁内文的智慧（Runenweisheit）（鲁内文是日耳曼人的古代文字——译者注）。在其他领域内都有类似的现象。在饮食习俗研究中的乱炖菜（Eintopf）为例，研究者不可能仅仅把它作为下层社会饮食文化的核心部分，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纳粹时代的“乱炖菜星期日”，纳粹力图通过这项举措来象征性地表达，他们在努力弥合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如果谈到“五月树”，这个习俗的最近历史也无法被忽略：只是在纳粹时期，在“劳工阵线”的标志下，这个习俗才出现在很多地方。

将意识形态的色彩从研究对象上清理出去，根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到处都有一些热爱家乡的人、辛勤的文化传播者，他们伴随着“民间的”解释长大，他们还一直以为自己有某些至高的解释权。在学术领域内，这些陈旧的观点也不会毫无抵抗地乖乖缴械。1960年，我参加了德语学家的大会，在上面做了一个关于童话研究的发言，指出了格林兄弟的历史化倾向。我还记得，奥托·霍夫勒，当时还是这一领域的主宰者，根本不接受我的观点，

在讨论中他多次提到感觉，并以感觉来驳回理性的论点。我的眼前还能浮现出，他当时怎样用充满轻蔑的声音引用《浮士德》里面的句子：“如果你们没有感觉，你们就不能有所追求！”

另外一个例子是：1950年，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理查德·沃尔夫拉姆在图宾根的研究所做了一个关于施瓦本－阿雷曼人的狂欢节的讲座。沃尔夫拉姆当时已经不在大学里教书了，他的报告是由“施瓦本的阿尔布协会”资助的，他在那里有些人脉关系。他认为，全部的狂欢节活动和习俗起源于古老的日耳曼人的传承。他也指出，人们必须去感觉这种悠久的纽带关系。当他在播放小丑游行的音乐唱片时，他也强调感觉：如果谁听着这样的音乐还不感觉到双腿发痒想狂欢劲舞的话，谁就一辈子也无法成为真正的民俗学家。我对这个评论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主持那次讲座的那个图宾根大学讲师马上就有所反应，就开始坐在那里摇晃他的腿了。

彻费恩：所谓的应用民俗学的解读权限与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遮蔽——两种因素都表明了学术研究与民俗实践场域之间并非没有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鲍辛格后来提出了一个“以介入的方式来消解介入”这个公式（Bausinger，1991a）。经验文化学上的知识并不是在奥托·霍夫勒的意义上去感觉民间生活，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启蒙式的、有距离的位置。关于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远与近的讨论在六七十年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吗？当时人们怎样对待民俗学知识的可应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