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这个讨论的作用非常重要。民俗学者总是被牵涉到家乡史、家乡文化的活动中去，比如受到某个“呵护民间传统”（“Volkstumspflege”）机构的邀请。我并没有一直出于礼貌上的考虑来措词谨慎，有时候我甚至期待听众会觉得受到了侮辱而奋起抗议，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他们完全深深地陷入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当中，他们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选择出他们希望听到的内容——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肯定地对我说，他们的看法和我的一样。

彻费恩：这种建立在演讲和许多出版物基础上的启蒙工作，目的在于给更广大的听众和读者介绍社会与文化，让他们具有对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的能力。可以说，这是启蒙性的日常生活知识。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您很早就开始致力于这条路线，最晚是在六十年代初。您力图达到的是一种理解的也是启蒙的视角。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您的研究得服务于通俗性的要求，学术需要让公众通晓易懂。在这种通俗化的策略与对民俗化的现象进行批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鲍辛格：我很早就形成了对民俗保护的态度，而且只要有机会，我也会表达我的观点。有时候是在报纸上，后来在广播里，或者在某个协会的纪念活动上。比如，我曾经给乡土学的特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们能呵护家乡吗？”（Bausinger，1963）。我在那里批评到，“呵护、护理”（pflegen）与“家乡”（Heimat）的概念放在一起时，只能局限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后来我说过，只在舞台布景上）。我也开玩笑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非保留下来不可的东西？我的答案是：Sch?ttere。这是对行驶在从Aalen到Neresheim之间的区间火车的称呼。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个地区有特殊的休闲价值。当时这种车已经停运了，铁轨也被拆掉了——后来鉴于市民的倡议行动，铁轨又被重新铺设了。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表明，除了那些可以展示出来给外人看的传统以外，也还有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东西，它们至少同等重要，尽管它们并不那么古老悠久。

彻费恩：这样我们就置身于有关学术与公众之关系的讨论之中了——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个话题在今天又有了现实意义。一方面，在资源紧缺的时代和相应的资源分配斗争中（或者可以表述为“令人感到备受折磨的大学经济化”？），让公众知情就变得有特殊意义。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这个专业的研究角度和学科的历史，我们被认为是一种“公众的科学”。可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我们的学科内容与公众期待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这种遭遇并不仅仅限于图宾根。在那些民俗学专业取向与图宾根相反的地方，尽管民俗学倾力于在公众中强化地方认同感，现在也仍然被大学和地方政治决策者们给抛弃了。即使这些服务于地方政治的民俗学，也没有把握能够在公众中获得他们期望得到的认可。

柯尼希：我们必须在涉及的题目和期待上有所区分。民俗学选取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对文化变迁的反应。但是，同时也有些“经常性的热点题目”如家乡、乡土，或者风俗。狂欢节一直是图宾根的研究题目。难道不是恰巧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才能看出来学术理解上的变迁吗？可以看出学术与公众热点话题、文化传播的兴趣之间的特殊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