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岁时，爸爸妈妈已经在教育部工作了，全家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姥姥带着我和大舅也到了北京，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姥姥抱着我坐在一辆独轮车上，大舅推着我们上了一条大船。我们是坐船到了天津，再到北京的。见了妈妈，我不认识还很害怕，一个劲儿往姥姥身后躲，很长很长时间我都是不亲近妈妈只亲近姥姥。记得在我三、四岁时，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要是姥姥死了怎么办，心就像被揪起来一样难过，偷偷地哭了一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揪心的难过。那时候，姥姥是我在世上最亲的亲人。那时候，姥姥是很健壮能干的。

1952年，我们到北京不久，爸爸就出事了。由于在三反运动中他不满意教育部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越级向上反映教育部的问题，被部领导报复，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调离教育部，差点被发配到内蒙古边疆。灾祸像塌天一样突然落到全家头上。人们见了爸爸妈妈都远远躲开，如同害怕瘟疫上身。以前的亲朋好友，自此不再来往。全家被罩在悲愤冤屈的大山之下。爸爸由于被折磨，患了重病，经常大口咳血。妈妈受到极大精神压力，天天以泪洗面。小波这时候就在妈妈腹中。我们虽小也能感受到家中的变故，家中没有欢乐，我们连话也不敢说。

当时有人劝妈妈跟爸爸离婚，因为人们认为爸爸没有前途了。姥姥不同意，她说:“这不是要逼他死吗！”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对姥姥一直是十分尊重。

这一段经历，是姥姥在做着针线活时，随口向我们诉说的。姥姥不懂什么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她只知道做人要凭良心。

姥姥没有上过学。刚到北京时，大字不识一个，她说自己是个睁眼瞎。那时候有扫盲班教人学文化，姥姥参加了。她可爱学文化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认着写着。这成了她后半生每天坚持不懈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空闲就学认字。她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一个字写几十遍还记不住，可她从不气馁。她是从心里喜欢这件事情。我们上学以后，自然很快就超过了她。她常常叫住我们问：“这个字怎么念？”然后就十分认真地跟着我们学，一笔一画慢慢地在方格本上写。她时常念念叨叨地跟我们说：“俺这辈子最喜欢的是学文化，最不喜欢的是裹小脚。”十几年后，姥姥终于可以写信了，她在青岛三姨家时，给小外孙晨光写了封信，我们争着传看，我心里暗暗称奇——姥姥的文化，学成了。

姥姥总是慈眉善目的。小时候，我们姐弟五个加上小姨，放假的时候，家中成天一大帮孩子，吵吵闹闹调皮捣蛋，惹祸的事是常有的。姥姥从不打也不骂，只是有时虚张声势地吓唬一下，可没有一个孩子害怕她的斥责。

小波出生后，是姥姥帮着带大的。姥姥可心疼小波了，常跟我们说小波福相。因为小波小的时候头特别大，生得方面大口。姥姥说，口大吃四方，一辈子饿不着。其实小波从小多病。他在妈妈肚子里面时就跟着受刺激，出生后很小就缺钙，特别爱哭。一岁时大夏天，他生了满头热疮，成天又哭又闹，姥姥从不烦他。

姥姥这一辈子是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带孩子。除了她自己生的孩子，便是看外孙。在我们家先是看我，我之后是小平，小平之后是小波，小波之后是晨光。等晨光上幼儿园了，二姨家的表弟沈生，才几个月大就被送到我们家，让姥姥带着。我们都长大了以后，姥姥又去了青岛我三姨家，看小表弟点点。后来她又去了潍坊二姨家，去看小表弟济生。最后她到了烟台小姨家，因为小姨在烟台工作结婚也要生孩子了。在小姨生下小表妹君君后不到一个月，姥姥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