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常常讲给我们听的一件事是，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把她家里的一只大碗抢走了。那是家中不多的财产之一，是姥姥十分看重的东西。她气不过，就追着那个日本兵去要，不依不饶地追出很远，终于要了回来。别人说她舍命不舍财，她不这么看。她说，俺的东西干吗让他拿走，俺不怕他们。她还说，其实二鬼子比日本鬼子还坏。她就是这样，怎么想就怎么说。五八年大跃进，天天报告亩产万斤粮，她跳着小脚说：杀了我也不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上乱纷纷时，她摇着头念叨：出奸臣了。她不懂得社会政治形势，秉持着一个老百姓自认的道理。这些道理是朴素的，也是真实的。在这些道理中，她度过了心安理得的一生。

姥姥是在1974年年初，刚刚过完七十岁生日后去世的，就在我就业不久的烟台的医院里。那时小姨刚生了孩子，姥姥由于劳累受寒感冒了，她原有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也加重了。她咳嗽气喘了一个星期，吐泡沫样的粉红色痰。她硬撑着不肯去医院，直到实在是只能坐在床上喘气了，才在我们的坚持要求下到了医院。我那时刚到医院工作不久，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小护理员。医院里，由于文化革命，全乱套了，派系很多，没有人学习业务。接受姥姥住院的医生是一个派系的头头，他的诊断是风湿性心脏病。姥姥说她没有得过风湿性心脏病，可是来看她的其他医生没有一个敢说她不是风湿性心脏病。姥姥在医院住了一夜，病情越来越重，跟我说：“我不行了。”我急得放声大哭，满医院找医生。最后来了当时的内科主任，这个主任和那个门诊医生是一派的，所以只有他敢于接着看姥姥的病。他听了听看了看，就说是急性肺炎，吩咐快速输加有抗菌素的吊瓶。半瓶液体还没输完，姥姥就咽气了。我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在病房里跳着大哭大号。但无济于事，姥姥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了。

三年后，恢复了高考，我上了医学院。学完了内科后，我才明白，姥姥不是死于急性肺炎，而是急性左心衰。快速输液对急性左心衰病人是完全错误的，是致死的原因之一。那时候，我感受到了无奈。人这一生有太多的无奈了。

爸爸

小波的书中，常常可以见到爸爸。是啊，爸爸对我们的影响是太大了。

他的一生可谓历尽坎坷。在向他的遗体告别时，我们的一位长者，向他深深一鞠躬，沉重地说了一句：“你这一生真是太难了。”

爸爸是四川渠县人，他一辈子操着一口浓浓的四川乡音，虽然他是从二十岁就离开了四川，可这乡音一辈子也没改掉一点。我们小时候常在爸爸背后学他的四川话，以为乐事。爸爸的老家什么样，我们的爷爷什么样，他的亲人们什么样，他从未对我们讲过。我想这是因为1952年他的落难与他的家庭有关系。但我知道他爱他的家乡他的亲人。60年代初他最小的弟弟我们的八叔，在他多年与家庭毫无联系后，到北京与他见面时，他对八叔的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爸爸是个理想主义者。早年在家乡，他抱着一腔热血搞学生运动抗日救亡。他有一次对我们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当年事，兴高采烈地说，校长把他找去训话，要开除他，他当着校长的面玩大脚趾，以示对校长的轻蔑。更多的事情，如他刻蜡版印传单，会写多种字体等等，是我读了他的一生挚友——李新叔叔的纪念文章后，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