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到门诊部去看病，输液，治头晕，和我住一栋楼的一个医生也在那儿输液，她是由80年代文学的黄金岁月滋养起来的老读者，下过乡，对那一代知青作家非常熟悉，什么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韩少功，她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他们80年代的小说、人物和故事。

我们在一个输液室里聊完了天，她最后很同情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说： “阎作家，人家说你写了很多书，说你的书没人看，卖不动，出书都要自费。出那么多书，要花多少钱呀，你出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见你做什么生意，这钱是不是领导给你拨的专款?”

这就是尴尬，不仅是面对读者的尴尬，更重要的是面对市场的尴尬。

尴尬之二，是面对意识形态时的尴尬。以前我们学习哲学，总是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可在写作中，则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物质基础”，往往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头脑，什么样的文学意识，决定着你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决定着你的小说写完后，在读者中、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非常羡慕20世纪60年代末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写作，头脑里无拘无束，根本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天马行空、横来竖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怕写不到，就怕想不到。对他们来说，“想不到”是他们的巨大的约束，但对我，对五六十出生的许多人，不光是“想不到”的问题，还有“做不到”的问题，“敢不敢”的问题。大家可以认真考察一下，凡是那些总是获“五个一工程奖”和被政府反复推荐的作家和作品，准是和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出生更早的一些人和他们的作品，40岁以下的很少，几乎没有，四五十岁或50岁以上的居多，几乎全部。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说这些作家、作品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和我年龄相仿或更大一些的人，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

我从来不反对作家们去写某一类“主旋律”的、歌功颂德、粉饰生活的小说，我主张给这些作家发金奖、大奖、巨奖。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了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里，那样的作品人家不去写谁去写?这和冲锋陷阵一样，正是因为人家冲在前边了，才把咱们留在后方了，让我们可以安心地在后方写你想写的小说，思考你想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作家，感谢他们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才华。可是，当人家冲在前面，为我们赢得了写作空间和思考空间时，我们在后方又写了什么?想了什么?似乎是除了对“边缘化”的感叹和无奈的叹息，别的并没做出什么事情来。我经常私下里对朋友们说，甘愿“边缘化”，其实就是一种甘愿堕落。是乡下媳妇面对婊子的叽叽喳喳。是一个大男人面对卖淫女大把大把花钱时，在边上急而无奈地跺着脚的连连哭喊： “那是我的钱呀!那是我的钱呀!”

——这都是一些玩笑话。回到正题上来，说我们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说我自己面对意识形态的尴尬。前面说过，我是一个对写作有很强功利心的人。有功利心的人，就不可能不对意识形态有所关心。我始终认为，作家没有无功利的写作。至少说，当代的中国作家，还没有无功利的写作，还没有人到达那样的境界，无非看你的“功利”是什么性质的功利。作家没有无意识形态的写作，无非看你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汪曾祺老先生的写作，是意识形态最淡的写作，但当我们把他所处的写作年代结合起来看他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他作品中的“淡泊”，恰恰是另一方面浓重的意识形态，是他面对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应。可是我们，我自己，面对今天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却做不出强烈的反应来，表现得迟钝、木讷，说白了，也仅仅是一种尴尬而已。无论是顺应意识形态也好，逆反意识形态也罢，在这两者之间静静观望，偷偷窃笑也行，这都是一种反应。而表现在我自己身上的，却不是这些反应，而是迟钝后的尴尬，是欲要摆脱的困难，是摆脱中的挣扎，是挣扎不脱以后的暧昧。这就是我，还有许多人面对意识形态时的尴尬和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