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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1月 11日，李启章一大早就兴冲冲地打电话，说那天是他的生日，邀请大家中午聚聚。那天客人果然不少，文联主席老邵、左蓝、唐小米、老贾、老高、他的表弟、他生意上的伙伴小杨，还有程禾。

程禾在半年之后与我们重修于好。那次李启章去书店买诗集，跟老板聒噪半晌，扭头时看到了一个背影。据他说，那个背影如此熟悉、如此亲切，让他怀疑是自己某位久未谋面的亲戚。后来他骤然想起，那不是别人，正是跟我们割袍断义的程禾。他说当时作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才鼓足勇气走上前犹犹豫豫地问道：

“来买书了，你？”

据李启章说当时程禾扭头朝他笑了笑，很安静地笑了笑，然后默不作声。这让李启章有些尴尬，于是他只得打圆场般说了第二句：“中午别走了，找地方喝两盅。哥几个都挺想你的。”

程禾拒绝了他。拒绝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家里尚有别的事，脱不开身。

根据李启章的描述，我觉得事情出现了转机。稍后几天我们给他打电话，邀他来县城喝酒，他没拒绝，很爽快地来了。我彻底忘记了久别重逢后的情景，也许在我记忆里，这位固执的兄长从未跟我们有过嫌隙，从未离开过我们。抑或者，连那个失声痛哭的夜晚也只是我的梦境与虚构。它不曾诞生过：那些面目模糊的人，喧嚣刻薄的酒场，无趣恶俗的玩笑，呕吐物，高速公路上汽车的尾灯以及抱头痛哭的男人们。只是我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微妙蜕变。它不曾意味昭示着什么，它只能意味昭示着什么。

那天，小小的屋子显得促狭喜庆。吃到一半时那条八斤的花鲢不够了，李启章就又咋咋呼呼地点了一尾。我下午单位要开会，就早早离席了。临走前李启章兴高采烈地问我，如果代开二十万元的发票，需要缴多少税？看来他最近生意不错。我 一直希望他生意兴隆，那样他就没过多时间去考虑形而上的狗屁诗歌了。

晚上跟一帮同学吃竹荪鹅时，接到老邵的电话。他声音低沉，他说，李启章在医院，赶快随我去看看！我没听太清，就站在马路边候他。老邵很快到了，骑着辆破摩托车。他表情凝重地说，李启章出事了。那晚风大，我以为听错了，就问，是李启章老婆住院了？老邵支支吾吾地说，他也不太清楚。等到了医院急诊室，我问老邵，李启章在哪儿呢？他默默地指了指说，喏，就躺在那儿。

我这才发现，李启章就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他的脸灰扑扑的，我竟然没能认出。他直挺挺地躺在白色床单上，合着眼，双臂笔直地摆在身体两侧，身上穿的还是中午过生日时的衣服……我忽然意识到什么，连忙问老邵：“他怎么了？”

“……死了……”老邵摇摇头说，“唉，已经抢救过了。”

“死了？！中午不还好好的吗？！”我瞪着他，“今天是他生日啊！”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四点，他回家去睡觉。等他老婆六点钟下班回来，发现他在家里上吊了，”老邵摸摸眼睛，“这个浑小子！真狠心哪！”

“他干吗上吊？”

老邵摇摇头：“不清楚。他一个字都没舍得留。”

我很快听到衰老绝望的号啕声，是他的父母和姐姐赶来了……我捂住嘴巴默默地走到医院门口，肆无忌惮地哭起来。急促的旋风来回拍打着对面铁皮屋的广告招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坐在医院的台阶上，闻着酒精味和各种躯体腐败的气味，不停抽搐。

警察和法医也很快到了。

我给程禾打电话。我哽咽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知道他肯定要失眠了。他在电话里不停地叹息、叹息，然后是无休止的疑问和质问，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事后听说，他老婆那天晚上下班后，发现门从里面反锁，就大声喊李启章的名字。她的嗓门向来很大，可仍没有动静，打手机也没有人接。她这才起了疑心，从邻居家的院墙跳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