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小说已写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我像个懒惰的工匠，每年拉拉杂杂写上几万字，大部分时间，则在散漫地喝酒、读书、访友、看电影、步行和冥想。这个我生活的小镇曾让我窒息乃至厌恶，有那么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如何逃离这里，如何与爱人、孩子在异乡怀想这里，并继续深深地厌恶这里。可白驹过隙，我仍生活在这儿，无论昼夜，被迫注视着这个小镇——犹如一头锦衣夜行的怪兽——在地球越来越快的自转里蜕变，同时将它的獠牙磨得更为尖利森亮。或许我已离不开它，或许，真的就在这里陪着它继续蜕变，继续吞噬光与影、人与畜、肉与灵。

我总是后知后觉怀疑这个时代。我一直认为，“怀疑”这两个字该是烙在作家脊梁上的“红字”。我也知道，大部分人在贪婪地享用这个时代，在它庞大的子宫里疯狂汲取养分并怡然自得。这是个怎样的子宫？它俨然只能以物化、身体化、机械化、权力化、娱乐化来做最好的羊水。作为一个老文艺青年，我从来没有甜蜜地吸灌它腥臊并存的汁液，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这样挺好。一个叫水木丁的人说：“对于热爱文学和艺术的人来说，有文学和艺术的生活才叫生活，它就是生活本身。”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能有一两个朋友每天傍晚能陪我散步，我们在喧嚣的街道上谈论着新闻、美剧、小说和电影，并且保持着通常的语速和声音；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小学三年级就矗立在那里的书报亭依然存在（只是主人由原来的周姨变成了她的女儿），我们散步累了，可以坐在里面随心所欲地翻阅最新一期的《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我也很庆幸，从去年开始县城终于有了一家电影院，我可以随时看我想看的电影，再也不用坐上一个半小时的汽车去市里。

所以，有时我会很小农意识地想，我想要的生活，或许就是我已得到的生活，尽管从青春期就厌恶着它，且它不华美纷繁，它不强健壮硕，但于我这种散漫温和的人而言，粗鄙、粗糙的它或许就是我的仙境，就是我的福祉。我宁愿相信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收录了十年来创作的七个中篇小说。我曾在后记里说：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除了我自己，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影子，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着骇人的偷情案、谋杀案、奸杀案、爆炸案、盗窃案、抢劫案。在这些案件中，他们孱弱的肉身形象总是和人们口头传诵的虚拟形象有着质的区别，即便我是个聋子是个瞎子，某段时间内，他们的故事也会让我变成一个耳聪目明之人——他们的故事绝对有着神启的痕迹。

《七根孔雀羽毛》《细嗓门》和《梁夏》就是这些事件的入炉再造。《大象》《小情事》《刹那记》和《夏朗的望远镜》，则是我对最平朴的人的最平朴的解读。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是一个老文艺青年对这个时代蹩脚的理解、妄想式的肢解和意象式的涂抹。它们都是现实和冥想的私生子，有真实的裂痕，也有幻灭的肌体。我曾经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够的资金，我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影像，我不需要太多的观众，我只需要把那些文字变成流动的光影，让多年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县城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有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纷繁庸俗又高贵得体的生活。

文学式微的年代，传统小说变得小众、隐秘、纯粹，当然它也内敛，它也光芒四射。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继续写他纯粹的小说。他会把有灵魂、有温度的文字当成他魂灵的根。他希望由这根繁衍出的树木枝叶繁茂、葳蕤多姿、翠绿明亮，让他在这尘世的呼吸变得更顺畅、更自由、更美妙。这没什么不对。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