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罗西的射门让她猝不及防，或者说，她根本没想到皮球会朝着她飞过来。她和足球的距离，就像她家和城市的关系一样，看似比邻，其实分隔遥远。她或许注意到了球场上有人踢球，但就像一个农村人相信城里人有能力把政治、经济、国家这些事情搞好，作为一个不懂足球的人，她在潜意识里认为，那些踢球的人，都懂得如何对待皮球。

皮球却不知道如何对待她——她和篮子一起摔倒在地。这时候我们可以像电影镜头一样关注那个皮球，它竟不负责任地从斜倒的篮子里滚出来，慢吞吞地，独自滚了很远，留下一片狼藉，蛋壳，蛋清，蛋黄。

接下来的事情读者都能猜想得到：大伙儿围了上来，最先去安慰她的是守门员迪诺?佐夫。鲁梅尼格、法尔考和苏格拉底为她默默地清理篮子，检查是否还有个别幸存的鸡蛋。

保罗?罗西作为始作俑者，并没有立即赶到她身边，他去本方球门背后自己的书包里找出一张干净整洁的手绢。

当他朝她递出手绢——或者，当他大胆、狡黠又轻柔地为她擦去脸颊上的泪珠——他和她的目光相遇，那一刻世界上剩下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伟大的客观规律现身，鸡蛋和足球互相决定！

如果从那一刻起，世界上剩下的一切都失去意义，故事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只是规定动作：保罗?罗西和她恋爱、结婚，然后生下白胖小子——为了继续关注鸡蛋和足球的关系，我们还得让世界剩下的一切恢复意义。

故事这样继续着：女孩真的是个村姑，不是扮演村姑的城里姑娘。她5岁时没有了母亲，母亲是黑五类，死因不详，据说死在一个劳改农场，也有说法更细节，说她背叛了国家和人民上吊自杀，很碰巧，自杀的地点是劳改农场。

只有两种人能成为故事主角，一种本该死去却活了下来，另一种本该活着却死去了——我们都曾被教育去分辨好人和坏人，后来我们逐渐明白：历史书里，前一种多是坏人，后一种多是好人；在电影故事里，前一种是好人，后一种是坏人。

我们的故事里，没有母亲的女儿本该在某个饥寒交迫的冬夜死去，她却幸存下来，在秋日的阳光里，提着一篮子鸡蛋从足球场边走过。

女孩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我们叙述这个故事必须按照固定套路，或者，使用固定词汇：含辛茹苦——父亲一人照顾女儿，含辛茹苦。

10多年里，父亲只有一个愿望，要女孩念书。女孩终于念完了高中，在那个年代是不错的学历，父亲随即病倒在床，辛苦江山代代传，含辛茹苦的历史任务在两代人之间完成顺利交接。

城里人和农民的区别，也体现在和死亡的关系上。农民通过死亡认识疾病，城里人通过疾病认识死亡。很长时间里，农民会生病是农民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需要自己动手解决，即使没有希望解决，自己动手也是义务。于是，几户邻居花费了好些天时间，为她凑齐一篮子鸡蛋，让她去城里市场上换点钱。

保罗?罗西递出手绢，和她一见钟情。他又拿出自己半个月的工资给女孩。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产品价格，化肥厂技术员保罗?罗西半月工资算得上对鸡蛋的超额赔偿，女孩因此加倍感激。

之后，隔三岔五，保罗?罗西就骑着自行车去看女孩，名义上是看望她生病的父亲。几个月后，保罗?罗西陪着她安葬了父亲，在葬礼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搂在怀里安慰，掏出同一块手绢为她擦眼泪。

两年后，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小孩尚未出生就很顽皮地踢娘肚，母亲借“爱动”的谐音为其早早取名“爱东”。爱东降临人世后，保罗?罗西从报纸上读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足球从娃娃抓起”，他深受鼓舞，爱东还没上小学，保罗?罗西就带他去化肥厂背后那块场地，看儿子踢一脚球，然后摔一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