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生物学界在北碚举办一个动物标本展览，展览分别用中英文书写，当时中文书写从右至左“猫熊”，而人们却因英文书写方式的从左至右，将其误读为“熊猫”，于是大熊猫误得的美名便流传开来。虽然夸张是诗人的权利，但我还是要说像李白这样纵横文字领域的人物，再说到蜀国的邈远历史时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田野考古和挖掘祖坟的地下发现，固然可以探知一些它们的蛛丝马迹，但终属盲人摸象，仅得一端而已。只有这个上古动物世界的仅存者——大熊猫，或许目睹了古蜀的迁徙流播，竟至衰亡而无迹，但它无言无语，使得这一切曾经发生的翻地覆地的巨变，如此邈不可追，任何复原的企图终究是徒劳。但岷江流域的不凡在于，它以特别的方式如大熊猫在其所处流域的大量（当然大量是相对的）存在，来作为对生活在它周围的人民慎终追远的补偿，因为这一切对研究过往气候及生物状况，甚至上古部落的消亡或许都不无帮助。

四姑娘山和卧龙自然保护区，哪怕是九寨沟、黄龙、牟尼沟、白河乃至王朗自然保护区，它们的声名，并不仅仅是由目前这些对都市“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旅游爱好者鼓噪起来的。这些奇异之地，除了有土著民族常见的足履外，还有来自于那些更早更神秘的脚步 ：以传教士身份进入这片土地的外国人以及专为这片生物王国而来的标本采集者和研究者。而那些身手不凡、脚力健劲的登山征服者，反倒因四姑娘的山体是由砂岩、板岩、大理石、石灰石和结晶灰岩组成，而却步未进，丧失了与福音传播者和标本研习者齐头并进的时机。这里禽兽繁多似最后的天堂（达七八百种之多），草木袭人如岷江流域的后花园（高等植物在 4000 种以上），瀑布与温泉同在像双子星座，高寒雪域暨亚热带联袂演出四季画卷，洗心养眼，尽涤尘虑，前去一次，恨不得再奔她的怀抱。可是，对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得一次亲灸而不能，何来去而复返？此等人类与自然隔离之苦况，其锥心之痛，天耶？人耶？逐水草而居，傍青山而眠，成了前尘旧事，人类注定要在一个妈生的钢筋水泥房中度过大部分的苦痛日子，才能换来鸟语花香的一日之欢，片刻小娱。浮生半日都要偷才得来，何况于大自然中巡回畅游，更非易事。

福音传播者以及生物标本采集者——这些外来的人，看土地的方式或许是以神的旨意，阅读山川的方式多半流连于草木的属科。他们的用意是复杂的，不会像我们的教科书那般简单赤裸，罪恶无赦。对这些人的评价是个艰深的课题，热血沸腾、不知轻重的爱国主义对一个人的智力一定是有害的，曾经发烧或正在发烧是谁都免不了的，但最好不要抽搐。要知道，并非任何人都是心无尘虑、徜徉自适的大自然观赏者。顾炎武自然没有背包客 cool，《日知录》也罢，《天下郡国利弊书》也好，都是他用脚丈量出来的学问，究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有清一代，自兹开始，不独反清复明的革命家注重边疆地理，看到外侮日重，清之中后叶的许多学者如徐松、张穆诸人研习边疆地理、关隘地堡、民情风俗，蔚成风气，至民国而此风不减，不独华西协和大学有边疆地理学会，办杂志搞讲座，就是当时身为四川测绘局普通一员的万县人孙松伟，在 1933 年叠溪大地震的次月奔赴松潘协理边事，还一丝不苟地、逐日写下了三个月的《松潘西游记》（手稿藏于敝处），细述边地风情、山川风物，并痛感当局者对边疆局势的麻木。我们可以虑及国之不振，作呼天抢地状，但有时不得不痛切地说，我们的生物学家对植物标本的研究与热爱缺乏一点原教旨主义精神，像生物学家方文培那样以峨眉山高山杜鹃研究采集为业的“花痴”，在万千民众中实在是“小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