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人，我愿意举同住一院的流沙河先生为例。前年他在成都市图书馆做一个“我说成都”的讲座时，曾说他向往的时代有两个。一是他愿意活在承平 20 多年的后蜀时代。那时是成都人民生活得比较好的时代，三文钱一斗米（30 斤）。后蜀太祖孟知祥做皇帝一年后，他儿子孟昶做皇帝，在位期间，一是刻石九经（十三经未能完成，后才完成），二是开创对联形式，三是宋朝定鼎后前来讨伐，为百姓生命计，而出城投降。被掳之日沿途哭送民众甚多，据闻哭死有五百之众。其次他最愿生活的时代是汉代，文翁因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制学校，为成都文化立下不朽功勋。流沙河先生从小处着眼，从生活本身的要求出发，从对生灵的爱惜上来立论，从对文化的护持上，来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时代，这比较切合我观察生活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路径。但在我们国家，我实在选不出一个我愿意生活的时代。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妙人虽多，但自由实在有限得很。没有自由，实在是个极大缺陷。这个缺陷，你用多少趣味都无法弥补，尽管生活桎梏，有趣总比无趣好，但我还是认为自由真是绝顶重要。当然只有自由，没有趣味，没有文化的熏沐，我也极不乐意——其他国家的文化，虽亦喜爱，但远不如中国文化来得亲近。尽管它有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糟粕，但一想到有唐诗的慰藉、宋词的安心、元曲的体贴，我也就暂时满足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是如此贪婪。单举魏晋而言，妙人实多，虽是乱世，却大有趣味。一本《世说新语》，羡煞我多少时日，恨不得与陶潜同饮，与竹林七贤共疯，在王羲之旁边围观一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都是幸福。但想到嵇康遭戮，阮籍的穷途之哭，内心依旧疼痛得无法呼吸，岂止生兔死狐悲之叹！

许多人不想幻拟出一个自己生活的朝代，因为这只是个人爱好，而非解普天下民众于倒悬的救世计划，于是开列许多“乌托邦偏方”成为历代幻想家们的业余爱好。当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 1515～1516年用拉丁文以对话体形式发表并出版《乌托邦》一书时，“乌托邦”一词在它的思想已经诞生 1000 多年后，终于有了恰切的命名，并为后世喜好独自命名的大部分乌托邦设计者和研究者所认同。不少乌托邦的著作我都读过，这些乌托邦设计者，大多在显示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样的救世计划，只是一种好玩的智力练习，可惜现实靠这个是玩不转的。20 世纪的灾难之一，就是有些国家相信能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救世秘方，反而将民众带进了深渊。既然找不着自己想生活的时代，那就怀想那些逝去的旧日子和书中的旧人物吧，遥想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美妙，虽属臆想，也算一乐吧。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诗人柏桦如是说。现在我就在这兴头上，他这句诗无比打动我。

2006 年岁首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