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弩的谈话可信度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自信的。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弩像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屏幕上，聂绀弩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吗？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名女大学生生下了孩子。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一说明——这样的交代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又为何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都一笔带过。对于萧红的传记电影而言，这是粗暴不负责任的。因为萧红生命中不是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有她的道理。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世，端木的文学成就未必逊于萧军。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事实上，萧红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黄金时代》对丁玲似乎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软弱和不坚定。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这种推论，太过于肤浅。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一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困扰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她没有家国情怀。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