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早在古巴事件之前很久，也有过其他的惨痛经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令人屈辱的结局和对马岛海战的失败，西方在俄国内战中站在“白俄”一边，接着在波兰战争中再次进行干预；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1918年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专制和约和1921年的里加和约结束。而希特勒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直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近郊的进军则始终是一个噩梦，只是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并且仅仅在美国的支援下才得以把希特勒的这次进军击退。最后，对希特勒的胜利使俄国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

苏联领导人患有一种俄罗斯安全综合征，这种病症在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第一次显示出来。据说，一位沙皇俄国的大臣有一次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边界两侧都有俄国士兵站岗的时候，俄国的边界才是安全的。”斯大林的政策是在周围建立一个由卫星国组成的弧圈，这一政策导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欧洲、中东和远东建立一个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西方的“防御地带”；这反过来又被莫斯科看做是危险的包围圈。而50年代末，由赫鲁晓夫挑起的同毛泽东的中国的破裂——毛后来加深了这种破裂，又加强了这种心理上可以理解的安全综合征。另外，谋求另一个世界大国具有的全球战略地位和“同等安全”，不仅是为了防务政策上的需要，同时也是对苏联自卑感的一种补偿，这种自卑感显然是由于没有能力在经济上达到西方工业社会的同样水平而产生的。

从军事上看，这种安全综合征表现了对潜在对手的担心，根据其历史上出现的顺序，这些潜在的对手是：德国、美国和中国。对德国的不安是一直存在的，尽管这个国家已被分裂并且在欧洲的中心驻扎有强大的苏联军队。人们人为地保持这种对德国的不安心理，因为它同时也是制约波兰的一种手段。一旦需要一个机会来孤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就警告要提防德国，这就足以使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人民感到不安。

担心在美国面前可能处于劣势的深切忧虑，一直是苏联大规模扩充导弹和海军的主要动力。对中国的担心相比之下所占分量不大，但这种担心也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其原因首先是，中国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朝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发展，这对莫斯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是违背一切原则的。不过，中国人口比苏联多四倍这一事实很可能比北京的意识形态独立起了更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种潜在的反对黄种人的情绪。一种隐蔽的、反对这个外国巨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早在表面上和谐一致的时期就可以看出来了。莫斯科清楚地感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未来的世界大国。苏联在70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一侧部署了相应强大的常规部队和核力量。

从历史上认识俄国扩张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相信地缘政治决定论。看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从未放弃过最初源自俄罗斯东正教，后来被苏联共产党吸收并继承下来的那种使命感。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这种老传统是否能从根本上得到持久的改变，现在还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