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议员、部长和联邦总理，我乐意接受报纸的影响。我每天要读约一个半小时的报纸新闻和评论，而不仅仅是看新闻局编印的摘要。有人背后说我敌视新闻记者，这是基于一种误解，虽然我一直讨厌在楼梯上、在电梯里或在会前会后对记者发表五分钟谈话这种做法。我也经常把那些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记者看做是一种奢望而加以拒绝。但我始终清楚，“记者”这个概念是一个总概念，如同“政治家”这个总概念一样，它包括千差万别的人。在这两个总概念下，包括的范围之广几乎可以从准刑事犯到国务活动家。如果像库特·贝克尔或汉斯·赖泽，凯瑟琳·格雷厄姆、阿纳托尔·格伦沃尔德或詹姆斯·赖斯顿这样的记者来采访，我总是宁愿把我的其他日程统统推掉。

在美国，有少数电视采访记者是很精干的，他们常常是消息极为灵通，而又具有非凡的判断力。他们的问题提得非常聪明，迫使谈话伙伴不得不展开谈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带着既定的看法把人逼入某一个角落或把人冷落一旁。当然，同巴巴拉·沃尔特斯或者沃尔特·克朗凯特举行采访谈话，不仅在智力上是一种乐趣，而且是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向美国公民介绍德国政策的一个极好机会。

我每次在华盛顿访问时，总要拜访一下强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及后来他的继任人莱恩·柯克兰。了解工会领导人的观点，在我看来如同与杰出的工业家和银行家谈话一样重要。在头几年里，我从戴维·洛克菲勒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在我走访这个国家的公司和大工厂时，我总是寻求与尽可能多的人交谈：从底特律到西雅图，从克利夫兰到休斯敦，从南卡罗来纳到加利福尼亚，我到处收集新的印象。几乎每到一地，人们都慷慨地向我提供情况。不过，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是给人印象深刻！在50年代中，美国的工业大大超过德国的工业。

访问好莱坞电影业时，威廉·梅利斯和我等候格雷斯·凯利整整一个下午，她当时正在拍她的最后一部影片。多年以后，当我在雷蒙·巴尔（当时的法国总理——译者）和他夫人陪同下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是摩纳哥公爵的夫人。我们一起跳起了古式华尔兹舞。不久，她因车祸故去时，我悲痛不已。

从好莱坞到西雅图参观波音飞机厂，我们在那儿观看了第一架民用707飞机，它当时刚从一种远程军用加油机发展而成。据说，它很快就要顺利地飞遍全球。作为联邦总理，我出访时总是乘坐波音707飞机。

30年以后，我再次参观波音厂。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人们已在高谈阔论汉莎航空公司。自那时以来，汉莎已成为全世界引人注目的航空公司之一。受汉堡州政府的委托，我在过去的50年中一直在帮助汉莎建立研究发展部门。今天，我的老朋友海因茨·鲁瑙在汉莎航空公司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