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部分地从近处亲身经历了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从肯尼迪的竞选技巧中受益匪浅。他们试图把这种竞选技巧分别运用到维利·勃兰特在1961年、1965年以及1969年的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斗争中，并常常获得了成功。然而，肯尼迪的真正魅力还是在他险胜尼克松之后才开始的，并且开始于他的就职演说。这个演说的内容、语言和风格都使德国人心醉神往。

肯尼迪的形象和他的光彩夺目，他的短时期的成就和失误，在美国的史书中及国际的历史讨论会中——可能还要做某些补充、删改或重新评价。猪湾灾难（1961年4月17日，美雇佣军1600人从古巴中部登陆，19日被古巴军民赶到吉隆滩全部歼灭，也称吉隆滩事件——译者），1961年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危险、轻率的会晤（这次会晤发生在建立柏林墙之前），以及美国卷入法国已遭失败的越南战争，等等，对我也是引起内心矛盾的回忆。但后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并不少见的、有时是虚伪的、非常恶意的说法，什么肯尼迪是在越南战争面临失败之际及时地被谋杀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令人憎恶。建柏林墙时美国优柔寡断，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不会忘记1961年8月13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柏林人聚集到舍内贝格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恐惧，同时也表示他们寄希望于肯尼迪的干预。当时，柏林人的杰出领袖、市长维利·勃兰特显然没有从华盛顿得到令人满意的允诺。我从广播里听了他的演说，他给了柏林人以信心，同时又劝阻大家不要做出欠考虑的和危险的反应。这篇演说的格调和修辞是一篇杰作。直到几天后，肯尼迪才派遣他的副总统约翰逊来到深感不安的古老的德国首都。一句话：1961年时，我怀疑肯尼迪是否具有足够的解决国际危机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他显然缺乏外交经验。

这种怀疑在1962年10月由于他为解决古巴导弹危机而采取了举世无双的行动才得到消除。那时我任汉堡内政部长，就是说，离联邦政治很远，离国际政治就更远了。尽管如此，两个核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和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在我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在和我的国务秘书汉斯·比克霍尔茨及内政部局长们举行的每周例会上，我们更多地研究起对世界危机的看法——对此我们没有真正的主管权，这不是汉堡的市政问题。

我们当时很钦佩美国总统。我们几乎天天在内部讨论他下一步可以选择的可能性是什么。肯尼迪和他的班子却发明了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从未有过的做法：对那个岛国实行部分的海上封锁，给予一个无害的名称叫作“隔离”，不开炮。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的是，华盛顿最后能够解开由赫鲁晓夫鲁莽的冒险主义打下的这个结，而又不使赫鲁晓夫被置于大失败者的地位，因为肯尼迪花了很大力气，以使他能保全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