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危机及其解决的方式，对后来这两个世界核大国关系的发展，对美国同其他欧洲盟国特别是同戴高乐的法国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不都是积极的。但在当时，即1962年，肯尼迪的政绩处于突出的地位。这位总统符合许多德国人在政治上对一位政治领袖的最佳想象：一位理想主义者，对未来具有开阔的想象力，带有一丝浪漫主义，同时又是一位实干的、成绩卓著的人物。按照公众中广泛流传的不切实际的想象，这种理想的国务活动家应当能展示出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的蓝图，同时又要实现这一蓝图。他应当讨人喜欢——甚至应当有一点性爱诱惑力——还应当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计算家。他应当忠实诚恳、心地透明，同时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些特征和能力从来未曾统一于一人之身，在舒马赫、阿登纳和艾哈德身上，德国人也只是部分地找到。而现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似乎同时能符合所有这些如意的想象。

由于有这种印象，许多德国人愿意无保留地信任美国的领导。倘若肯尼迪发出呼吁，我们也会愿意为德美友谊做出牺牲。他1962年7月4日在费城的演说似乎向我们显示：美国总统是理解欧洲的，他允诺我们欧洲人同他自己的民族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印象后来我唯一在杰拉尔德·福特那儿得到过。我们热爱肯尼迪和在他领导下的美国。他遇害时，在德国引起的震惊和悲痛一点不亚于在他自己的国家。但同时，对未来的政治前途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恐惧感。从那时以来，这种恐惧时常袭扰着德国人，有时强烈一点，有时轻微一点。

1963年11月22日晚，我在汉堡温特胡德区举行的一次社民党大会上发表演说。当我正在讲的时候，有人突然递了一个纸条到讲台上，说肯尼迪遇害了。我中断了演说，念了这个消息。不可能继续讲下去或听下去了，我说：“这一逝世使我们大家感到震动。它将改变世界。让我们静静地回家去吧。”人们的反应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声色低沉，惘然若失，无法理解的惊慌和悲痛。他们站了起来，默默地离开了大厅。一颗明星陨灭了。我们从来没有像这个晚上那样，如此紧密地靠近美国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