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谈及理查德·尼克松时，谁都会自动地联想起水门事件的丑闻。尼克松的名字会引起不愉快的感觉，我也常常感觉到这点，尽管我出于信念认为他是一位高级别的世界政治战略家。

1968年底，当尼克松与休伯特·汉弗莱竞争获胜，当选为总统时，他一定事先为自己在世界政治上将起的作用做好了准备。一年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的美国国防部同事梅尔·莱尔德于1969年11月邀请北约核计划小组成员到弗吉尼亚航空之家的农场开会。第二天，我们被邀请去白宫与总统共进早餐。当时的北约秘书长曼利奥·布罗西奥把我们介绍给总统。我们吃的是“麦片”和“炒鸡蛋”，随后尼克松就世界局势做了约10分钟的讲话。他既没有讲出什么精辟的观点，也没有讲什么新的或独特的看法。他的讲话比简短“谈话”稍多一点，只是对我们的礼貌性的姿态。当尼克松讲完之后，布罗西奥起身相当直率地对他说，这样的讲话其实是不够的，我们本来期望听到点实质性的内容。

尼克松把身子往后缩了缩，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做了大约三刻钟时间的第二个讲话（我坐在他旁边，看得见他是在没有笔记本的情况下讲的）。这位西方联盟最重要的人物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即刻创作的、也更加令人信服的世界图画。他分析了越南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及中国作用日益增长的意义，苏联的形势以及与苏联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以便达到限制战略武器的目的。尼克松讲到中东形势及其问题，他特别详细地讲了北大西洋联盟的共同的总战略。他的结论没有离开1967年12月北约联盟宣布的两大方针，即一个是哈默尔报告及其把军事安全与政治缓和联系起来的双重战略，另一个是“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

面对尼克松的职能水平，我不禁瞬间肃然起敬，而且肯定我不是唯一产生这种感觉的人。回到波恩以后，我就去见维利·勃兰特。他正准备以联邦总理身份去华盛顿做第一次访问，我建议他要非常认真地做好准备，以便在与尼克松会谈时能把我们德国的利益和意图纳入西方战略的总构想之中。我说，这位美国总统是很在行的，不管怎样，他懂得的对苏战略比约翰逊多得多。对约翰逊，勃兰特在柏林时曾深感失望。

从对80年代的回顾中，我对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和录音带事件中的表现始终不能理解，正因为如此，我更能理解美国公众和参议院的反应。另一方面，同他的前任和他的继任人相比，尼克松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针更高明。不仅如此，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他努力争取并且虽然不无曲折和损失时间但终于实现了从越南撤军，他对苏联的均衡战略，其突出标志是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他对欧洲盟国利益的理解，他对世界政治的判断力和行动能力，总的来看，这一切都使尼克松明显地比约翰逊、卡特和里根出众。

当然，他的顾问和部长们在对外政策的实践中起了作用，居其他人之首的是亨利·基辛格。有人如果以为可以把他解释成是基辛格方针的执行者，那是不公正的。2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目光短浅并陷入了僵局，而打开对华关系显然是尼克松在基辛格经纳尔逊·洛克菲勒推荐进入他的班子之前就已策划就绪的。

尼克松辞职12年之后，1986年，我与他会面私下交换意见。我们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的，办公室设在纽约的一幢高建筑物里，室内装饰着许多供回忆的照片。举行这次谈话的导因是一次电视谈话。尼克松在谈话中忠实代表了里根总统的立场，同时又巧妙地把他自己的不同意见突出了出来。他显得比我预想的更自然，谈起过去时十分自如。谈起当今的世界局势来，他的概述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对重要的细节也了如指掌。一样令人吃惊的是，在私下谈话时要比在摄影机面前更明显。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自己的判断得到了证实：西方世界由于它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尼克松，从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