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当政的最初几年，我在华盛顿的直接会谈伙伴是梅尔·莱尔德。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亲切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然保持着。当时，梅尔主要为越南战争而占去了他的精力，这是很自然的。他的任务之一是要推动这场战争“越南化”，这是1970年初尼克松确定的目标，以使美军能逐步地从越南解脱出来。莱尔德长期在国会工作，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政治家。从1968年起，美国青年的反战运动迅速发展，使莱尔德深受其苦，而他是希望把自己的国家从战争负担中解脱出来的。

对美国逐步从越南撤军这个行动，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关切，甚至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它的进展。但是，1972年秋宣布放弃义务兵役制这件事，却使我感到忧虑。莱尔德向我解释说，由于要裁减军队，美国不再需要那么多士兵，而且他又不能安排军队去干别的事。然而在我看来，主要的动机还是为了安抚美国公众舆论。我担心，在德国公众中以及在我自己的党内可能出现这样的呼声，即要求我们追随盟主的榜样，把联邦国防军建立在职业志愿兵的基础上，并且同样地废除义务兵役制。实行短期“民兵”服役义务的想法已经提出来了。

这样的考虑使我感到恼火，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魏玛时期民主尝试的回忆使我害怕。导致这种民主尝试失败的背景是：由于凡尔赛条约强行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结果未能把帝国国防军纳入新的民主制，而使它发展成为“国中之国”。因此，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是有助于保障我国武装部队具有基本的民主意识的一个因素。对于这一信念，我从50年代中期到今天一直保持着，没有任何变化。另一个原因是，一旦在联邦共和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其他欧洲国家也许会仿效——就会使苏联在欧洲常规部队方面的数量优势进一步加强。而在常规地面部队方面，联邦国防军在此期间已经成为欧洲中段共同防务的支柱。

我们成功地把在国内开始的这种讨论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莱尔德很珍视这一点。他对欧洲同事面临的政治问题向来表示理解。在这方面，他与以后的有时有点骄横自大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相比，有重大的区别。对施莱辛格来说，什么事都无所谓，他在波恩检阅仪仗队时，甚至把两手插在衣兜里。而我的朋友，我在国防部的继任人格奥尔格·勒伯尔，却对此非常重视！

梅尔·莱尔德很快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必须反对在沿分界线一带设置核爆炸物的计划（德国报刊有点令人误解地把它称之为“核地雷”）。1969年，当我出任国防部长时，这个计划就已经提交给北约军事委员会了。我激烈地反对，因为另一方设置铁丝网和自动射击装置未能被阻止，我们方面就更不应当把核武器部署到边境上去。此外，在沿边界线一侧部署了这种武器，在紧急情况下试图进行任何常规的防御都将是徒劳的，因而也是多余的。如果莱尔德不是那样一个自主的人，我的反对就会在华盛顿和波恩的关系中引起一场危机，双方的报纸就会对我们对联盟的忠诚产生怀疑。由于莱尔德的恰当处理，这一计划得以在公众中尚未扩散之际就被束之高阁。莱尔德明白，人们对一个盟友可以要求什么和不应当要求什么。

代替上述计划的，是我们在1970年12月共同提出的所谓“改善欧洲防御计划”。除了主要的军事目的之外，这个计划附带的政治目的是要向莫斯科表明，尽管当时全世界密切注视的是越南战争，但欧洲防务是不会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