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70年代初期，西欧各国的首都已经产生了防务被忽视的感觉。这不仅是和越南战争以及尼克松和基辛格集中全力于结束这场战争有关，而且与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在就限制战略核武器进行纯粹双边的、把欧洲盟友统统排除在外的紧张谈判有关。这一谈判以1972年5月签订关于限制战略导弹数量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而结束。除此之外，这种不安的感觉还与世界货币体系出现灾难性发展及与1971年8月15日康纳利财长宣布，美国的态度是不予理睬，即“有意疏忽”密切相关。

1973年4月，当基辛格在他被任命为国务卿前五个月宣布这一年为“欧洲年”时，他的这个宣传性的行动——这个行动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在欧洲只引起了不信任的惊奇并夹杂着讥讽。

在此期间，对水门事件开始时的不悦和最后的震惊也转移到了欧洲。1970年对柬埔寨的进军使尼克松在美国国内以及在我们这里失去了信任。欧洲对1969年以来进行的排他性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表示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尼克松政府对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开始时的不信任和后来的横加破坏，特别是对1970年莫斯科条约的反对，则是没有道理的。

1971年9月，当四国柏林协定签订时（这个协定为1972年底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关系基础条约扫清了道路），华盛顿的猜疑才终于消除。归根结底，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东方政策一样，都符合于西方联盟对苏总战略中的基本路线，这一总战略是1967年哈默尔报告规定的，尼克松上台时确认的。但存在着一个问题：尼克松和他的欧洲同事们未能建立起友好的个人的关系，或许戴高乐是唯一的例外。尼克松从来不否认他对这位法国总统的钦敬之情。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尼克松在他整个任期内始终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物。

在整个尼克松时代，我和亨利·基辛格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他直到1973年中是尼克松的安全顾问，到1976年底则任国务卿。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早就相识，还由于要及时看出并理解美国政策的发展趋向或正在面临的变化，没有密切的交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尼克松对自己的政府疑心重重的复杂本性，导致——在波恩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国务卿罗杰斯和他在国务院的最主要官员与巴黎、伦敦和波恩的相应部门相比，不仅影响小得多，而且连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了解也极为有限。当然，人们访问的是他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对手，但决定性的情况和印象又只能从白宫的基辛格那儿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