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对我们的欢迎从外表看就与北京明显不同。人们的面孔表情虽然是亚洲式的，但不是中国式的。这里的一切都更加艳丽多彩：妇女们穿着多种颜色的裙子，就是用树枝扎成的小扫帚扫街的妇女也是如此，孩子的装束比北京鲜艳得多，绝大多数的男人戴着刺绣的小帽子，列队欢迎我们的是戴着白手套的女兵和身穿漂亮的民族服装的舞蹈队。

维吾尔族讲话快速、性格奔放，我们的中国陪同不大听得懂。这里所有标语都用两种语言：下面是汉语，上面是突厥语（突厥语——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雅库特语等。此处指维吾尔语——编者），就是说优先使用后一种语言，它大多是以拉丁字母写成的。汉人在这里显然是少数，维吾尔族人占绝对优势。他们对我们很感兴趣，也很好奇，那里很可能没有接待过正式访问的西方客人。他们满怀自豪地说，同遥远的土耳其国家的土耳其人交谈可以听得懂，没有多大语言上的困难。

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印象，这是有数百年历史的混合文化：一方面具有草原游牧文化和沙漠中绿洲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受到匈奴族和蒙古族这些善骑射的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从蒙古来到这里，又从这里向西方突进。主要陪同对我们一直笑脸相迎，他对我说，同苏联接壤的边界没有明确划定，但实际上不能通行。当时我想，过去不会是这样一直不能通行吧？因为，很多突厥人、匈奴人和蒙古人曾经从这里继续向印度、波斯、小亚细亚和欧洲迁移，而且，丝绸和瓷器也经过今天的苏联城市塔什干和撒马尔罕抵达威尼斯。而中东的伊斯兰教则从这里越过山口朝相反的方向移动。

今天的新疆，可以说是中国在中亚细亚的前哨，类似俄国人在19世纪才占领的哈萨克和苏联其他伊斯兰教共和国构成苏联的前哨一样。维吾尔族人不仅自豪地突出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而且直言不讳。一个姑娘十分明确地对我夫人说：“我们不是汉族人，也不愿意成为汉族人。我不会同汉族人结婚！”

尽管维吾尔族公民看起来对他们国家领导的忠诚程度不亚于汉族公民，但谁能在如此短暂的一次访问中真正判断这一点呢？不管怎样，在乌鲁木齐的逗留至少使我清楚地看到，中国这个大国如果要保住它的少数民族，北京领导现在和将来需要做多少循循善诱和细致的工作。

突厥族分五六个支系，其中一部分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维吾尔族是这些支系中最大的一支。不过整个突厥族大概也只有1000万人。另外，在其他省份还有藏族、蒙古族、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估计全国人口近1／10是由无数语言、人种和宗教信仰不同的少数民族组成的。汉语——在英文里常常称之为“官话”。在乌鲁木齐，讲维吾尔语的地方干部和操汉语的地方干部之间交谈时有时还需要翻译。

对新疆的访问加强了我对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好感，另一方面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也加深了。就在这个偏远的省份，我们也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荒诞影响。周恩来的生命危在旦夕，毛显然已无力领导这个国家。谁真正大权在握，当时是不明朗的。邓小平看来是具备各种必要素质的人物，但他明显地、几乎是一丝不苟地照搬毛的讲话，这使我怀疑他有没有行动自由。

1976年4月，我访问以后半年，邓小平再次被“清洗”和革职。从波恩的角度来观察，“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等人充满仇恨的狂热似乎终于战胜了一切理智。这些消息使我感到忧伤，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担心，“文化大革命”如取得胜利，将会对西方产生反作用。我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看到，由于传染性的思想意识上的歇斯底里，德国大学生从传统的道德中冲脱出来，并陷入了破坏性的唯意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