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不仅在那些年代里，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并且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肯定能为一部扣人心弦的历史小说提供素材。70年代末，中国领导已从必须盲目照搬毛的指示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呈现出一幅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的图画，其中大部分政策今天仍然有效。因此，我想在这里复述一下1979年10月我在波恩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一次深入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谈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天。

中国领导人当时由外交部长黄华陪同来访的，同黄我以前见过面，从这次访问以后，我见过他多次。黄华是一位有经验的、聪明的和令人喜欢的外交家。早在青年时期，即在1913年，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原文有误。黄华生于1913年，1935年入党——译者）。30年代他曾为毛当过翻译，50年代是周恩来的一名亲密助手，多次出任驻外大使，1976年成为外交部长。我高度评价我同这位务实的人进行的对话。现在他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在双方外长的参加下，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我们谈得很投机，以至在一次宴会后我们留下来自发地进行了一次完全是私下的交换意见。在中国代表团抵达波恩之前，我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通了电话，目的是了解中国领导人给巴黎留下了什么印象，吉斯卡尔讲的使我感到好奇。

在双方代表团的正式会谈中，就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论断：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属于过去的了。为了推进国内的建设，中国需要长期的稳定。至于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即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当然，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不可能通过乞求获得，而必须积极去争取。显然，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已经消失了。

在私下交谈中，讨论的都是关于世界形势和各主要国家的立场。中国领导人问到美国的情况，我向他阐述了我对美国政治局势的看法，“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都大大损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还侵蚀了美国内政体制的稳定性。这些后果迄未完全消除。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思想方面，还缺乏昔日那样的协调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将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卡特总统的一个问题，而且更是一场普遍的政治上的觉悟危机。但是，美国民族有高度的活力。依靠这种活力，美国到80年代将重新恢复其全部分量。另一方面，苏联在安哥拉、非洲之角、阿富汗和其他很多地方成功地利用了美国领导迄今的弱点。当然，它在埃及、索马里和伊拉克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我问我的客人：“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如何？”

中国领导人回答说：“我们知道，西方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担忧。一方面，担心北京和莫斯科可能在本世纪末联合起来，共同取得对西方的优势；另一方面，一些西欧人士担心，西方可能被卷入一场中苏战争。我们认为，即使国际局势更加不稳定和更加紧张，也不大可能发生一场世界大战。英美和日本的一些研究所显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爆发，因为到那时苏联将达到其军备优势的高峰。当然，会有一些危机点，比如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在东南亚，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在加勒比海地区，最危险的是在近东。”

“但是，中国在过去八年中已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日本和西欧关系发展良好。苏联害怕两线作战。如果中国的实力在今后几年中得到发展，莫斯科就不会轻易地对西欧采取行动。为了进行一场反对中国的战争，莫斯科必须把它在边境上的部队从一百万增加到五六百万，它就必须从欧洲撤走它的最重要的和最精良的军队。只要苏联人觉得在欧洲不是绝对安全，它就不可能这样做。我们可以肯定，苏联定会担心陷入两线作战。因此，我们不相信它会在80年代发动一场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