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改革方针能否稳定地持续地进行下去，在我看来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

1.邓小平能活多久？他能这样有力地领导这个国家多久？

2.为使改革取得抓得住、摸得着的、群众可以体验得到的成就，并从而使改革的领导在党和群众的心目中取得合法地位，需要多长时间？

3.同苏联的和平以及本地区的和平能否长期保持？或者换一个说法，但与此直接有关，即中国在各种对东亚和太平洋有影响的全球力量之间所奉行的全球平衡政策能否取得成效。

对第一个问题，不可能做出预测。不过在我看来，由邓接管最高指挥权是出于一种担心，即担心其他人在军队中都不享有充分的权威。要是邓过早地离职，那么，解决继承人问题有可能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那样，出现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改革的方针可能遭受失误和挫折，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也可能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让步和调整，但邓的务实主义加上他的威信现在是成功地克服转变时期困难的最好保证。这场经济改革——仅就其参加的人数而言——是迄今经济史上最伟大的试验。在我看来，不大可能迅速地出现较大的持久的成就。过不了几年，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的不稳定危险可能引起挑战性的危机和挫折。改革的成功最早要在10年之后才能看出。只要到那时10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改善，那么，即使是初见成效也足以防止重新回到原先那种感情冲动的唯意志论上来。

中国要实现持续稳定的第三个条件：即外部安宁，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战略态度，而且同样取决于大区域内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态度。也许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的态度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改革方针越有效，对莫斯科的挑战可能越强烈，因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中国样板可能在苏联的附属国或者别的地方得到推广，在第三世界独裁统治的国家尤其如此。而一旦一个苏联卫星国在经济方面比莫斯科更有成效，那么根据过去的经验，更有可能引起强硬的反应，而不是让步，因为让步等于是放弃部分统治要求。不论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如何灵活，它是不会接受苏联势力范围被肢解的。如果戈尔巴乔夫新近提出的同中国领导人和解的尝试失败，对中国做出强硬的反应也是可以想象的。

鉴于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时候推行势头很猛、几乎是无先入之见的总体战略，不能排除他对中国奉行广泛的缓和政策。早在安德罗波夫的短暂时期，莫斯科就对此进行过考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曾做过羞羞答答的点滴尝试。当然，苏联有可能采取的这种选择迄今并未对莫斯科的实际外交政策发生重大效果。相反，事与愿违，苏联领导人使几乎所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苏联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