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必须摆脱它迄今的两极思想，现在就必须设想到本世纪90年代后期将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组成实力政治的三角。这种看法对美国人来说不像对欧洲人那么容易接受，因为欧洲人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不结盟的第三世界是可取的，也不难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总的态度加以具体化。

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困难。相反，一切情况表明，我们德国人正在根据自己的对外经济能力，为满足中国追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做出贡献。由于日本将保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接下来很可能是美国，所以这种危险相对地说是很小的，即苏联当真会把波恩和北京之间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误解为反苏的挑衅，或者能够有效地做这样的宣传。而且，这种危险是可以加以限制和抵消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以及欧洲的不结盟国家，从他们方面来说，对同中国建立日益密切的关系没有障碍。所以人们可以认为，西欧总的来说将同北京发展良好的和更加密切的关系。这符合双方的利益，不会遇到思想意识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障碍。只有受苏联监视的东欧国家在同北京发展关系时将不得不审慎从事。

美国则相反，它必须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许多障碍。这种障碍来自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惊恐和反对，来自美国的盟友蒋介石的失败以及40年来的台湾政策。这些国内方面的障碍，在今后若干年内，还将在参议院里和公众舆论中起作用。当我劝美国在向台湾提供军事物资问题上要谨慎小心时，布什副总统有一次对我说：“你忘了，这关系到我们最老的盟友。”不过，从1979年以来，在美国和所谓的“中华民国”之间不再有正式的条约关系，相反，在欧洲早已通用的语言在美国也在慢慢地被接受，即“台湾”和“台湾当局”。尽管如此，台湾问题依然是一个可能引起摩擦的根源。

还有其他的摩擦因素，这是因为美国迄今为止缺少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从华盛顿实际态度中，还看不出对中国有一个总的战略。尽管如此，美国在纯事实的战略分析方面得不出有别于欧洲人的结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关系并支持它的经济改革符合西方的利益。只有当中国在换了领导重新转向苏联时，这种利益才可能受到危害。比如在戈尔巴乔夫或其他继承人愿意做出非常慷慨的让步的前提下，或者是中国自己有朝一日在南亚地区谋求霸权角色的时候。这两种情况在本世纪内都不大可能发生。虽然中国在短时期内仍将认为，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是有利的。

这里谈的是世界政治的三角关系，西方今后必须始终注意已经不再是华盛顿—莫斯科，而是莫斯科—华盛顿—北京。估计中国人在许多年内将否定这一思想，他们喜欢给人以谦逊的印象。但实际上，他们将认为这种三角观念是合适的。

有人也许会对此感到诧异，在地球上力量分布的这种粗线条轮廓下，怎么谈不上欧洲国家，谈不上印度和南亚及东南亚国家，也谈不上20多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在很多情况下代表着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七十七国集团”。但事实仍然是，美国、苏联和中国不仅在地缘战略上和就其幅员辽阔而言，而且它们各自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中央集权的手段，都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质量在21世纪也难以使之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虽然目前它们的核力量看来还大大优于中国的核力量。至于其他国家，无论是正在发展核武器的国家，还是已悄悄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天就已经无法与中国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