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抱怨父亲不教我中国画，却要我画素描，母亲却悄悄告诉我，因父亲从未学过素描，画山水人物倒不觉得有欠缺，但画现代题材遇到楼房、汽车、轮船时常感到不顺手，所以想让我们多学些素描。

过了不久，我突然爱上了“水印木刻”，于是又大张旗鼓地置办各种工具，煞有介事地忙来忙去。父亲倒是乐观其成，乐呵呵地在一旁看着。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总算有了几张“作品”，父亲居然很喜欢。其中一张黑色背景，用小圆刀阴刻的黄色草花，名曰《野花》，令他欣喜不已，说他正打算出一本杂文集，就用它做封面，叫做《野花集》吧！还有一张在黑色背景下，一只小狗徘徊在黄色街灯下的《归途》，父亲也很欣赏，要了去夹在书里。虽是幼稚的儿戏之作，但父亲的爱女之心，却是溢于言表。

父亲对林风眠的为人和艺术是很推崇的，言谈之中颇为欣赏。觉得我可以向他请教和学习，就找来了地址叫我去上海拜访。我当时十七八岁，并未出过远门，就这样只身去了，居然还找到了他们家。但林风眠不在，他家里人很客气，拿出许多画给我看。我当时虽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我注意到他画桌上的几大筒笔，除了几支勾线笔之外，几乎都是用无可用的秃头笔，看来别有用途。

有一次我和父亲在院子里闲站着，父亲望着满地灿烂的野花，心情很好，就要我去采些来。我尽情地摘了一大把白色的，看着有些单调，就加进一小把黄色的，又觉得太素了，再衬上一枝玫瑰红的夹竹桃，带着碧绿细长的叶子。父亲接过细看，兴奋地夸奖说：“颜色配得好！”后来他对我说，日本人对颜色的运用是很有研究的，尤其在图案上。有一种像扇子一样的色版，光是红色就有几十种。并详细地给我解释它的用途，说：“你要是喜欢颜色，将来想法送你去日本学图案。”果然过了不久，父亲对我说，他已经和夏衍（文化部长）说好，可以成行。但父亲的突然去世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让此事成了永不能实现的约定。

1964年，我进学校正式学画，仍然是懵懂贪玩不上心。但父亲却似乎很安慰，时时关心地问：“学了什么？”有一天早晨正准备去学校，被父亲叫住问今天上什么课，是谁教。我说了，父亲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却说：“带一本小说去上课看吧！”又问“工笔花鸟”是谁教，我也说了，父亲说：“要好好学。”

母亲常说父亲一生不串门子，不扯闲话。就连一年一次的春节拜年也是绝不去的，不管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至于平日亲戚往来、应酬吃饭就更不敢惊动他。因为这些对父亲来说都是浪费时间的事。唯独爱逛古董店、旧书摊，经常在晚饭后去各个大街小巷寻觅。当年南京新街口、大行宫一带的小巷子里就集中不少这样的书摊，有时能买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书，即使所费不菲，也倾其所有买下。父亲一去就是一两个钟头，不知疲累，左挟右抱地带回来，旧的脏的也毫不在乎，喜形于色。母亲拿他没办法，说他是个“马路巡阅使”。不过母亲很介意那些旧书上面沾染了各种细菌，于是又抹又晒甚至用高温去蒸，谓之“消毒”，结果将书搞得像一叠千层饼，还冒着热气，软塌塌的无法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