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56年8月17日写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一万字。

周扬并非青面獠牙，甚至比丁玲还“温情”。韦君宜说过：“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这句话，我对郭小川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李纳说：1957年反右时，我们家和周扬都住在东四头条文化部院子里，茅盾、阳翰笙也都住在那一片，有几栋小洋楼，每次党组扩大会开完，周扬总叫着我坐他的车一起走，在车上他对我说，这几年你为什么写不出东西，就是你太温情了，太重感情了。李纳是文研所丁玲喜欢的学员，她的妹妹李灵源，在苏灵扬任党委书记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而且是蒋祖林的恋人。这些情况周扬不会不知道。

周扬口才好，善于做大报告，不拿稿子，条理清楚，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大家都说周扬讲得好，真能解决问题”。周扬和丁玲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且曾多年共事。他们是同乡，丁玲的家乡常德和周扬的家乡益阳相邻。丁玲比周扬大4岁，他们先后来到上海，加入左联，加入中共，成为同志。丁玲主编的《北斗》停刊后，新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主编，丁玲把她联系的一些作者和稿件都转给了周扬。丁玲1932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她被捕后这一职务由周扬接任。丁玲讲过一件事情，1932年夏天，敌人搜查出版《北斗》的湖风书店，正巧丁玲去谈事情，她走到门口，看见有穿黑衣服的包打听在附近走动。进了书店，厨房的厨子又偷偷向她摆手，她知道出了问题，就没有上楼去编辑室，装作一个读者在楼下买书。她穿了一件花旗袍，还故意向店员发脾气，所以没有引起敌人注意。出了书店，丁玲跳上一辆黄包车，直接赶到周扬家，告诉他湖风书店出了问题，不能去了。周扬与前妻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1931年写《给孩子们》，把这两个名字都作为书中人物写进小说里，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

全国解放后，第一次文代会就确定了周扬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大会主席团的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大会一开幕，连续三天每人一个大报告。周扬器重丁玲，表扬过丁玲，他们的政治思想文艺观点是一致的，都是《讲话》精神的积极执行者和坚定捍卫者。丁玲很看重周扬的表扬，1951年1月15日致陈明信说：前几天我们家里开了一个会，周扬表扬了伯钊和我，说我们积极负责。夏更起和张凤珠都感觉周扬与丁玲关系较好，张凤珠1954年8月从文讲所毕业，给丁玲当秘书，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月，看到周扬去多福巷聊天，谈笑风生，像好朋友。

丁玲听到别人对周扬有意见，有时还做些解释，她在这份《意见》中说：“1949年，党决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决心拥护周扬同志，愿意把关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谈过，军队有司令员，文艺界也应该有司令员，周扬同志较合适。我还引用过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晋察冀时听说的，说有许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聂荣臻同志有意见，为了撤出张家口，而少奇同志反问，那么你们看谁好，谁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例子很好，我觉得文艺界没有旁人比他合适，既然如此，党又把责任委托给他，我们党员就应该拥护他。我在柯仲平、冯雪峰、陈企霞面前都谈过。而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说过他的好话。”为此，还影响到丁玲同雪峰的关系，她在另一份材料里说，检查文艺报工作时，“我同雪峰同志几乎有一年之久未常见面，见面时也只有点头招呼，问问身体情况，没有交谈过什么，并且有两年的样子，彼此都有些隔阂。我当时体会大约是对周扬同志的领导有些意见，我的思想里有一部分并不同意雪峰同志平日的某些看法和作法，并不觉得他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