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编辑多是青年人，是喜爱文学的小伙子，他们放弃了国家机关、高等院校、银行、保险公司的优厚待遇，到《中国》来实现文学梦。丁玲虽然与他们接触不多，但是很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牛汉说：“她对编辑部每个同志的性格、特点都相当了解，对每个人的困难与弱点都心中有数，她像培植树苗一般关怀着编辑部的年轻人。”

1985年5月，她与陈明、牛汉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海边散步时，看到有几栋很精致的二层小楼，大玻璃窗，阳台上有几把藤椅，正在招租。她羡慕地对牛汉说：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幢房子就好了，让编辑们每年有两个月安安静静地住在里面写东西。并进一步发挥说：一个文学编辑，应当同时进行创作，写小说、报告文学也可以，写评论也可以，这样他们才能与作家心心相印，以后编辑部可以分成两套人马，不搞编辑的就搞创作，写评论，形成制度，形成我们刊物的风格。她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还计划着过年的时候，把编辑部同志都请到家里来聚餐，“带上你们的爱人和孩子！”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丁玲从没有想过退缩，她固守着《中国》，在这块阵地上表达自己的文艺观点，实现自己的理想，顽强地前行。

经她之手在《中国》上发表的文章，有这样几篇。

一篇是1985年第2期上陈早春的论文《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它在目录中排在首篇。陈早春在《冯雪峰评传》的“修订后记”中谈到这篇论文说：“某中央级文艺刊物的一位编委为之奔波拟予发表，可是拗不过主编的那支生杀予夺的朱笔，不说任何理由就被枪毙了。时隔半年多，丁玲得知这一情况，她赌气地特派其夫陈明来要去了稿子，在她主编的《中国》上，抽掉了两篇已发排的稿子，抢先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可见她赌气之盛。”这篇约3万字的长文所以敏感，是因为触及了冯雪峰与毛泽东持不同见解的“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关于文艺批评标准应否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第二个是李又然的诗歌和悼念他的文章。李又然待人真诚心地善良，但个性很强，不大合群，在延安时就被称为“怪人”，却始终十分敬重丁玲。1981年春天出版社要给李又然出一本散文集，他请丁玲写序，一周后丁玲写完，她说初见李又然时，“觉得他仿佛是妥思陀伊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现在仍然觉得他挣扎一生，却很少得志，很少意气洋洋。他总是暗暗地为别人祝福，寂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害人之心的人”。本来丁玲文中还说“他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李又然写信说“这一句话一定一定涂掉”！但他的儿子却认为丁阿姨短短千把字，把他爸爸的一生、为人都写出来了，他爸爸确确实实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李又然1984年11月病逝后，他的子女给丁玲写信说：家父殁后，我们遍阅报纸，居然无人悼念，想家父生前寂寞，死后凄凉，令人神伤。丁玲亲自过问安排，《中国》1985年第2期登载了李又然的两首诗，第三期又发表了刘大海的悼念文章《忆又然》。

第三篇是华山的绝笔作《青青海罗杉》。

1985年3月，广东省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来北京出席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受爱人华山之托，把散文《青青海罗杉》带给丁玲，这篇散文从井冈山上的一棵海罗杉树写起，写到山西太行山的抗日战争，华山曾在那一带采访，深情回忆起左权将军和一个个战役。